王辉耀

　　我们今天已经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但我们很多器物的形式还是封闭的，譬如，我发现中国绝大部分大学都是有围墙的。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书时的惊讶。当时，我惊讶的是一个很普通的细节。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被称为“加拿大的哈佛”，MBA教育排名加拿大第一、全球第十，但这所名校居然没有围墙。只有一座座古老的房子隐身于道路、树木、社区之间。在国内，校门和门牌向来是竞比“硬实力”的重点。国内从中学到大学，鲜有不设围墙的学校，许多大专、中专、中学甚至采取封闭式管理。

　　后来，我游学欧美，发现不只是加拿大，美国、欧洲绝大部分学校都没有围墙，学校通常与社区融为一体。美国的国会和白宫，也只用灌木或者铁艺间隔，并不阻挡建筑与社区的融合以及游人的参观留影。这也让我常常想起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许多人常常问：中国学生为什么比西方学生普遍要听话、内向、被动、循规蹈矩、个性意识差、缺乏创造力？换句话说，为什么西方教育体系不是应试教育，更注重创造性，学生总要显得开放一些？

　　逝世多年的傅斯年先生，学生时代是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教师时代曾做过北大代理校长和台大校长，他对大陆的大学与美国名校、台大的区别曾有过一些偏激却不失一些道理的比较，也可算是一家之言：

　　“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也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才。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也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才。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学术殿堂……　”

　　作为一个较早回来的“海归”，我个人认为中、西方的教育之所以区别很大，关键在于教育系统的制定者或执行者的心态，并不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他们的心态还停留在计划时代的“围墙”当中，进而制定脱离时代的教育制度，培养在社会上缺乏竞争力的毕业生。

　　哈佛大学医学硕士、曾创立e龙公司并任首席执行官、现为爱康国宾集团董事长的张黎刚曾回忆：“我已经离开学校10年了，但是每次做噩梦都是在做考试题。我在哈佛的三年学习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天上课时，老师说，从今天开始，就不要为了成绩而上课了，因为到时只有10%的人拿A，10%的人拿C，其他人全部是B，哈佛从没有说过，这样就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心态开放者面对学生，会用疏导、引导、辅导的方式来使学生成才，因为这是个性成长、多元成功的社会；心态保守者，则会使用堵、封、灌输的教育方法设“禁区”，使学生孤立在社会之外。因为担心学生遭遇“黄毒”，干脆没有性教育；怕教师和学生价值观出现问题，干脆行政支配专业和教学；怕学生不“长进”，干脆用一元化价值观灌输，要求他们循规蹈矩，上课“认真听讲”，下课“消化吸收”，不需要独立思考……这正是计划体制教育的表现。

　　每个人一生下来，都会从文化传统、时代氛围再到家庭背景，套上各种各样的笼子。教育正是人们摆脱客观环境限制、走向广阔开放的人生空间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而如果教育的结果是将我们洗脑成僵化的心态和思维。那么，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的感慨就会发生：“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的思考不过是在画地为牢、自以为是。

　　每个时代的成功者，都是能够超越 “围墙”自主命运的人。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弥补。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追求人生开放的重要目的之一。

（摘自《开放你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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