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谢谢中信出版社漂亮的女主持人对我的溢美之词。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出席今天的发布会并且担任司仪。
推荐阅读这两天，我们首都北京的气温都40度左右，今天出席研讨会和新书发布会有将近五十家首都的媒体代表，首先特别感谢媒体同行的大力支持。今天还有以下嘉宾参加这个研讨会。
　　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参会的嘉宾，他们是：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人才战争》一书的作者。
　　蒋蕾——中信出版社主编，中信出版社是国内知名的出版社，也是今天研讨会的主办方之一。
　　吴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是国内人才研究方面的权威和资深专家，谢谢吴院到来。
　　还有这位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也是人才和人生策划方面的专家，徐小平——新东方教育集团文化研究院院长。
　　陶景洲——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合伙人，著名国际律师。
　　还有陶庆华——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
　　另外，我本人也是2004年央视十佳主持人，我也是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副主任，也很高兴参加我们今天的论坛的主持。
　　除了今天这些要上台研讨的嘉宾外，我们其实今天还来了多位前来参加研讨的嘉宾，他们包括：
　　李雷，美国欧文斯科宁公司大中国区前总经理，现在中石化负责并购项目。
　　张鸿勋，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总导演。
　　李罗莎，商务部WTO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林永青，价值中国网的CEO。
　　然后，还有其他的嘉宾，在这里限于时间的原因，就不一一介绍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
　　接下来，我想首先请我们中信出版社的蒋蕾女士就我们《人才战争》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两年前，有一本书轰动了国内，这就是《货币战争》，也是由我们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所以在一场又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当中，我们感觉到扁平的世界实际上并不太平，虽然没有达到鸡犬不宁，但是我们外持内张的世界里，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决定着国家的未来。最关键的是我们如何要用新的思维去探讨人才，以及如何引进人才和管理人才。更多的发言权我想留给下面的嘉宾。首先有请蒋蕾女士。

　　蒋蕾：首先感谢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关注关于人才战争的这么一个话题。关于全球资源争夺的这些图书，确实市场上非常之多。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这几年来也是越来越高，另外中国企业一个一个都在走向世界，所以各方面的资源争夺非常激烈。在此之前，我们会关注一些自然资源，比如粮食战争、石油战争可能都挺多，另外也关注资本、关注技术，但是对于人才这个资源，可能我们关注相对来说会非常薄弱。但是实际上可能人才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实力的根本。基于这个原因，当时我们知道王辉耀先生对人才这个问题有长期的关注，也有非常的深入研究，当时我们一拍即合，大家都觉得这是需要全社会来关注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就有了这本书的合作。
　　中国是一个人口的大国，但是离一个人才的强国还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人才的外围现象是十分严重的。王先生在新书当中提到，比如说清华和北大，它每年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有百分之七八十都会流向美国，而且绝大多数都会留在美国工作。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花费那么多的人才和人力培养人，最后把教育成果奉献给别的国家。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我们一些人才战争和可用人的机制。所以这也正是我们集全社之力来打造《人才战争》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王先生多年以来的研究和思考可以说确实非常有价值，他在书中分析了比如说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还有像日本这样的自然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包括像亚洲四小龙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在人才战略方面的一些举措和得失，王先生的书都有非常深刻的剖析。另外，中国如何才能从一个人口的大国成为一个人才的强国，如何能够把外流的人才回流，包括用不拘一格的手段吸引人才，留住他们。我想这个在王辉耀的书中，大家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建议。我们希望通过作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能够使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话题，来关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最后我们能够在世界上战胜它，打胜这场战争。
　　接下来我们更多的时间还是交给作者王辉耀先生，还有在场的各位关于人才问题的专家吧！相信大家可以得到更多的精彩内容的分享。谢谢大家！
　  杨锐：接下来有请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先生上台讲话。

    王辉耀：（讲话内容略，详情请见王辉耀个人博客《全球人才战争发展的新趋势和对策》一文）

    杨锐：接下来我想请以下几位嘉宾到前台来。
　　请陶大律师、徐小平、陶庆华先生还有吴江院长一起到前台来。
　　我接下来就以下几个话题请我们的五位嘉宾探讨一下。如果说中国的头三十年以内耗葬送了很多宝贵的时光，也浪费了许多宝贵的人才。第二个三十年中国是腾飞，我们GDP产值几乎达到了两位数字。在第二个三十年结为的时候，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国际上的经济学家提出来叫包容式的、内涵式的发展，讲的是减少贫富悬殊这个差距。这实际上对人才战争来讲，其实也是吸纳内涵的包容的这样一个概念
    在我们这个研讨会上，我想首先请陶大律师讲一下，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今天上午还在跟我们很有影响的投行的老总在办公室聊天、喝茶。他就讲，他们以往难得的吸引到的人才，这下子一网打尽，都是从华尔街跑来的。平常他们都是要价很高，但是在他们生存都成了问题的时候，他们毅然决定回归中国。这时候人才的回归到底是否能够改变国家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陶律师，我们讲的这个人才，到底他能带来经济上的财富呢？还是带来无形的精神上的力量？是价值的东西多呢？还是有形的物质多？我们说改变这个民族，到底是提高怎样一种力量，怎样一种形象，才能谈得上是改变？

　　陶景洲：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小平同志回答更好一点，但是我也想说一下。
　　现在是有一个新的回国的浪潮，特别是有些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希望回到中国，而是迫不得已吧！像你说的华尔街的这些人，据说在伦敦，可能到明年年底，律师的失业要达到十万人，十万人里边肯定免不了要有中国籍的律师，他们肯定要寻找这样一种到中国来发展的机会。但是，我有一个潜在的担心，就是现在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到时候万一经济再腾飞起来，是不是又有一个人家又回归了，就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回归。这倒是我现在就开始担心的问题了，就是制度性的设计，如果没有做到位的话，他们这样一种回到中国也是一个比较短暂的解决方案，而且从长期看，人才是不是真的能留得住，还是问题。
　　杨锐：过去三十年，我们不仅谈到改革，更多讲到开放。说到开放，就是人才的出走和回流。而新东方教育集团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沿应该始终是革命军中的一名汉将，为人才的输出还是回流做了很多的贡献。请徐小平院长谈一下。

　　徐小平：我是88年出国的，96年回国的。88年出国的时候，叫胜利大逃亡，这是88年的出国情绪。到96年我回国的时候，很多优秀人才说我决不会留在美国，我一定会回国。但是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每个人都问我，有没有绿卡？怎么定居？怎么找到工作？但是，在大概03、04最近四五年来，我看到一个趋势，所有当年实现了留美梦的人，无论做到系主任，做到合伙人，做到大律师，总而言之，每个人都想回来，心里都失衡了。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发展的机会，导致了中国成了全球的人才中心，就是大家都想回国，乘上中国奇迹的这么一个快车。但是很多人很多原因不一定能回得来，这个原因很多了。工作很好，中国各种各样的条件，医疗、教育、住房等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在日益改善。所以我觉得从起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留学浪潮在过去几年出现了一个拐点，就变成了人才的大规模回归，心理上的一种彻底的倾斜。但是，在这个时候，出版人才战争，因为我看辉耀这本书，我看题目都很激动了，因为这里面都是针对国家政策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案。如果中国的人才政策，能够根据中国海外人才作出相应的调整，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赢得人才战争的。
杨锐：我想请吴江院长说一下，似乎听小平兄讲的中国第一批海外人才的输出始于中国改革开放从79年开始，但是据我的记忆当中，中国屈辱的闭关锁国政策，在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被打破之后，詹天佑这样的人才回国之后建立了第一个铁路。对比当年，今天的人才回来，从他们的贡献来讲，有哪些特色？

　　吴江：特色这里面，通过《人才战争》这本书，王教授已经讲了很多。今天的形势是在全球化这样的角度下谈人才的回归问题。所以，应该说我们回归的人才是在向西方学习，学习管理经验，学习先进技术，在学习怎么样在全球化这样一个条件下，怎么样更好的来强国。应该说回来以后，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着强烈的冲击。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
　　我们举一个例子，在无锡有一个叫530计划。我昨天刚从无锡回来，无锡连续这几年改变了无锡这种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它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换代，以及新技术的提高。所以在这方面有一个强烈的反响。
　　杨锐：是不是回来的人能够改变祖国？留在国外的人就不能帮助改变祖国面貌了？
　　王辉耀：按照一般国家比例来讲，可能出去的留学生回归率一般达到50%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还在25%。如果达到50%，我觉得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因为我们现在出去的基数很大，每年都超过20万人。今年，肯定也是一个很大的数。所以这个会成为一个趋势。我在想，今后中国海外的华人有很大部分都会来自于留学生，但是这些留学生中间有一部分即使留在海外，也不一定是件坏事。像我们5000万的海外华侨引进了中国70%的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外资，所以我们有一批留学生在外面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目前这个比例还是过低，我们需要改进一些政策，所以我提出来人才这个环流，就是海鸥这个概念我们应该把它做起来。能够让这些人既能回来做一些事，也能够在海外保持一些联系。
　　杨锐：所以这里面几个关健词，人才、留学、移民，包括刚才提到了双重国籍，一会儿我们探讨这个问题。说到“滞留”海外这样的人才，是否不意味着对国家有贡献？我这些年搞访谈，做了一两千期访谈，采访了无数的政要和国际的顶级人才。我有一个切肤之痛，在联合国的关键机构，特别是高官的位置上很少有我们中国人的面孔或者东方人的面孔，有日本人，但是中国人的面孔相当少。相反，我们看到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副秘书长在这个位置。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中国人才是不是只能学习金融，而不能进入到这样的机构？我想问一下陶庆华先生，您是留英的博士，也在新加坡有过相当一段时期的工作经验。今天回到祖国来效力，当时促成您回国的，在得与失之间是怎么考虑的？从国家的发展来讲，以及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怎么看的？

　　陶庆华：我个人感觉像大部分留学生一样，在海外有三到五年的学习过程，拿到学位以后，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直接回国服务，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在当地所在国去工作获得几年的经验。像我本人，当年就在新加坡，一去就待了十多年，也从大学、研究机构到上市公司，一段十多年的经历。最后，为什么选择了报效国家呢？直接采取回国的形式？因为当我们留学人员到人生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是最终返回故土还是在海外继续留住这样关键的时刻，我想很多人还是有家乡和为国服务的这种情结在里面起了很多作用。
　　比如最近中组部的千人计划，里面有很多物质方面的条件，但是我相信对很多海外人才而言，怎么样为国家服务，就是留学报国这么多年的梦想，一直在很多海外留学人的脑子里面有很深的印象，包括我本人也打下深深的烙印。
　　杨锐：是一种乡恋的情结。回到正题上讲这个人才战争。我看在书的背后提到了人才战争是残酷的，到底有这么残酷吗？中国我们在崛起过程当中是人才决定我们的命运，人才是竞争的核心价值、核心理念。现在出现大量的回流，对于中国来讲这是一种和平崛起、和平的手段，和平的回归，真的有那么残酷呢？残酷性在哪？难道仅仅是为了出版这本书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呢？还是您作为这本书的作者且副感觉到人才是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决定中国是否能够成为本世纪的另一个超级大国。

    王辉耀：我觉得财经杂志的总编王波明说的这个评语说的，包括他说的爱才如命，挥金如土，包括杀人如马。但是我感觉确实是一场很残酷的战争，而且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于人才的战争，你拿到了这个人才，你可能就是这个赢家，你损失了这个人才，你可能就是个输家。我感觉中国目前来讲，我们是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但我们还不是一个人才强国。我们现在每年有六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我们博士生数量全世界第一，但是我们是人才大量的流失。我感觉到中国还没有一个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我感觉缺的很残酷，而且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人才战争是悄悄的、每天在发生的看不见硝烟的这种战争。
　　杨锐：说到人才改变命运，我想起六十年前蒋介石逃离大陆的时候做了两件事，一个把上海国库里的黄金全部运走，还有网罗了所有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专家等等，所以台湾后来有了四小龙的崛起。还有，在冷战高峰期，我们争取了非常宝贵的人才，周恩来功不可没，还有钱学森。接下来，请吴院长谈一下我们中国应该怎么样应对国际人才的战争？是不是我们有了两万亿的外汇储备，中国已经成为第三大经济国家，我们有那么多可以值得骄傲的这些指标，就能够吸引人才回国？这些是不是意味着在赢得人才回归的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吴江：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确各类人才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还是一个弱家，虽然我们是富国，但是我们在人才战争当中还是一个弱家。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所创造了世界奇迹还不能完全说是人才创造，我们还是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所以说人才战争和人民战争是有区别的。
　　所谓人民战争，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亿四千万的农民工，我们实际上在广东的中小企业靠的是我们低成本的这种劳动力。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大国，人力资源大国和人才大国的确差距很远，这个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在战略上的差距，也就是很多在领导观念上的差距。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现在是人才战争，或者说我还有本可以拼，我还可以吃人口红利，所以还不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力资本的投入。目前我们人力资本的投入大约占GDP的3%。
　　杨锐：在美国、日本、德国这样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人力资本占GDP的百分之多少？
　　吴江：美国十多年一直在6—7%，是我们的一倍。我们现在投资大约占GDP的40%，贡献度占60%，我们现在还是靠投资拉动的，不是靠人才拉动的。我们科技的对外依赖程度40%，美国5%，日本5%，欧洲这些发达国家都在5%左右，我们有40%的科技依赖度还是依赖国外。所以，这就是你贡献不上去，你在这场战争当中总是一个输家的。现在不是没有人才，是缺的人才战略。
　　杨锐：想请问一下陶律师，咱们众达律师事务所对海归人才的使用方面，有哪些本土化的政策和培养的机制？让他们感觉到宾至如归？
　　陶景洲：我们首先鼓励这些人能够出去学一下，能够在国外读一个学位，或者去到欧洲大陆国家去读。然后回来以后，可能在待遇方面至少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毕业以后可能从绝对数来说原来以人民币计价，现在是以美元计价的这种机制，给他们更多施展的空间，然后取消掉这种和外籍人士和中国人待遇上的差别。他们在纽约工作也好、北京工作也好、上海工作也好，使他们的基本待遇应该是差不多的，这样会比较好的解决他们能够在美国多拿钱的这种顾虑，从经济上消除这种障碍。
　　杨锐：小平学兄还有感而发.
 
　　徐小平：我觉得国外拿一个学历回来，在陶律师这里就能把人民币符号改成美元，谁不想留学？可见人才战争，刚才讲到人才战争残酷，实际上人才战争也有温馨的一面。像无锡，除了有祖国的呼唤，还有人民币的吸引。目前，中国不仅具备了一种发展的机会，国家确实拿出实际的东西来，从国家到陶律师都给人才有了一个物质上的保证。当然留学回来并不在乎那笔工资或者那笔安家费，更重要的是有了比较好的起点以后，他就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更广阔的空间。
　杨锐：接下来把发言的时间给我们台下的几位嘉宾。我想请李雷先生谈一下咱们企业在人力资本方面的管理，除了用人民币吸引人以外，什么样的人才在你们看来是具有高端价值的，你们是怎么样留住人才的？
　　李雷：首先我想祝贺辉耀学长写了这本书，因为人才战争是非常重要的话题，特别是战争这两个词显示出了紧迫感。
　　我们在座的凡是体会到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出国的那段艰辛的历程，都记得我们当初为了考托福，去换那点美金，26美金还是用硬币换的，身份证、户口本、注销等一系列的问题。到现在，我一直在外资企业工作，我们对人才的招募和人才的管理，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认为第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说真真正正是根据一个人的能力，根据他对公司能够创造的价值，以及他是否能跟公司团队密切合作，我们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人才。我们确确实实做到了，我这里替美资公司做一点宣传，我们确确实实做到了不看性别，不看年纪，不看你的背景。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是完完全全相信我们来就职的员工，我们看他的简历的时候，他说他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我们从来不去看他的学位证书，因为我们相信他。你有这个勇气说你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们就相信你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刚才提到我们个人出国留学时经历的那些痛苦，即便是我们花了很多钱送我们一些员工到国外培训，或者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他离开公司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向他去索赔，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投资都是为社会作出的贡献，而且我们希望他离开公司以后，能够在我们这里做得更好，能够更成功。所以，我想跨国公司对人才的理念，像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能够有所借鉴。
　　最后一点，因为在座有很多媒体朋友，我想提一个建议。我发现我们在谈论人才的时候，在思维方式有一点格式化。在谈到大学毕业生的时候，大家都用这个词就是“眼高手低”，在谈到海归回来的学生都情不自禁用一句话去讲“对国情不了解”，也是类似于眼高手低。杨先生因为是英文专家，英语里面说不要用同一把刷子去刷，也不要用同一片镜片去看。我们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也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树叶，所以面对这么多的人，应该说都是人才，不能用这样的简单的眼高手低，不了解国情来描写这么一个庞大的人才群。谢谢。
　　杨锐：谢谢李雷先生，从自己个人出国归去来兮的经历谈到对人才的态度，我们看到一种国际视野，英雄莫问出处，只要有知识、有不才华，一定不会在优秀的企业被埋没。下面请我的同行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总导演张鸿勋谈一下，您对于人才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今天具有哪些特征。
　　张鸿勋：刚才李雷学长讲得特别好，一种空旷的心态，不带任何成见的去接受每个人。我刚才被一个王学长的中国梦这三个字打动了。在05年的时候，作为美国国务院项目的访问学者，我去了美国。我觉得越是理想的东西，越是现实的，能触及每个人的心理。所以学长讲到的刚才中国梦这三个字，一会儿会探讨，我非常渴望去听。
　　对于人才，我们《对话》在做一系列的节目。大家都知道金融危机带来了很大层面的人才的就业问题。待会儿我对吴江院长有一个题目，因为您坐在这个位置，我非常想了解一些真实的数字，目前中国大学生就业或者海外人才回来，我02年在《对话》的时候，我的助理导演李宏当时是利智大学的MBA，是我的助理导演。但是他很幸运，因为他很多同学那时候找不到工作，但是我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更严重。我想知道到底有多严重，这是我们媒体很关心的。谢谢。
　　杨锐：谢谢我的同行张鸿勋强调了我的中国梦这个词。我想请下一位嘉宾林永青先生，是价值中国网的CEO。请您谈一下，如果说当年的克林顿与约翰肯尼迪总统握手的一刹那就诞生了他个人的美国梦，接下来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黑人，在五年的时间，居然荣登了白宫这个宝座，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治家。其实美国梦给我们揭示了，通过公平竞争使人才脱颖而出。这里面，怎么样诞生下一代的领导人，下一代的优秀人才，这个竞争机制，从我们价值中国网怎么体现它的人才价值？
　　林永青：我非常乐意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因为可以很好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的理念，同时我可能也有几个问题给台上的嘉宾。
　　你刚才谈到说克林顿当他第一次见到肯尼迪总统，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很荣幸肯尼迪是我的校友，伦敦经济学院，当然我没有见过肯尼迪，我上学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今天这个主题叫人才回归，我相信很多海归人士，他们无论在欧洲、美国接受的教育，第一，你要有非常大的个人梦想，第二个就是你要有改变世界的梦想。我们价值中国网，就是如何尽个人能力最大可能的为社会谋福利。我们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价值中国网我们现在有几十万的会员，都是各个行业的专家人，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我们现在是中国最大的人才库，主要是偏向管理方面，包括政府官员，包括专家学者，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价值观的激励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刚才杨锐学长你也提到了，我认为是很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能够带来很好的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我个人实际上不太相信说完全依赖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政府毕竟能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有限的。如果有更多的民间的组织、机构，共同来以一个特定的目标来激励或者来使用人才的话，我们会更快的提速中国的人才吸引的过程。
　　我讲一个个人的例子，来验证我的说法。
　　我当年在国外留学，我去了三个国家，英国、美国、法国，我拿了三个国家的签证。而且，我当时是以去学习EMBA这个学位，所以我不是学生签证，我是个商务人员。所以我回国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都说这个对海归人员有所谓的优惠政策。他说你这个也不是学生签证呀，但我没有办法跟相关人解释说，我们其实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管理者的签证。如果按照从对人才的使用上来讲，应该有更优惠的待遇才对，当然我不是希望说说服政府某个部门应该给多么优惠的政策，我不太看重这个。我更愿意说，其实应该更多人的基于自己的力量，基于民间的力量，来更多发挥人才的作用。单纯的大家在依赖说政府有什么样的政策，我觉得这个也只能是一部分，不能是完全来使用这个。
杨锐：请吴院长能否简单回答一下刚才价值中国网的林先生提出的海归留学人员回来，大学毕业生失业情况是什么情况？
　　吴江：我们现在有一种失业登记的统计，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低了。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些数字有些误导。我不大同意特别对大学生和咱们海外回归人员谈到失业问题，或者说解决就业问题。我们现在就业问题，看放在什么概念下？比如说解决温饱，没有太大的问题。包括对七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政府要解决他的温饱问题，他的饭碗问题，可以承诺80%，甚至可以承诺百分之百。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给大学生解决一个就业岗位，我们说功利性岗位，大学生村官等等这些岗位，加上政府的一些补贴，每个月能达到一千块钱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大学生是往农村转移，没有什么价值。包括我们现在政府社区创造很多岗位，大体上能解决12%。所以说，最重要的不是它，是解决创业问题，解决如何使我们大学生和留学生能够在我们的企业，特别在我们的中小企业创业。怎么解决创业的这个平台？在这个问题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创业。我们现在大学生创业率大体上我们国家就是1%左右，这和欧美国家大学生25—30%创业率差距非常之大。所以我想，现在要靠我们的环境，靠我们的政策，靠我们的企业鼓励我们的大学生和留学人员，鼓励他们创业，然后带动就业，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不要仅仅停留在政府只是一个救助，如果是救助来解决就业，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意义不是太大。
　　杨锐：实际上在过去三十年当中，异军突起的民营经济解决了中国就业的70%，或者70%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刚才林先生提到了不能只依靠政府，还应该用民间的资本、民间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来给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这个条件。
　　接下来把时间留给在座的媒体朋友。说到民间的力量，我觉得新东方是非常优秀的典型的代表，像俞敏洪说他自己当年在北大谈不上是英语成绩在班上是最优秀的，连女朋友都找不到，找一个吹一个，只有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结果今天，他的身价几十亿、上百亿了。
　　我们就新东方的这个现象，它的人才组成的管理团队，让它在中国民营教育这块成为明显的分水岭。

　　徐小平：我先纠正一下你的说法，俞敏洪找对象找一个吹一个，我纠正一下，他从来没有找过。
　　钱平：我是79年出国的，我们是工农兵学员的教育部选了一百个人，把我们送到法国去了，那时候全是在小平同志、周恩来总理待的这些国家里面待了好多年，后来我到美国和加拿大去了。我想提一个问题，在国外暂时没有回来的留学人员对中国是不是有很大的贡献。我们看一下过去的历史，中国过去2000年的历史，中国在过去90%的时候都是世界领先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包括各个行业，我自己觉得在这段时间，因为特别在这个学术界，有些人在国外是好事情。我们现在中国好多的学风，国家的支持还是比较浮躁，所以在这里边，在国外待一段时间，更好的学习国外的东西，今后洋为中用，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我也很同意辉耀的观点，因为现在回来的比例还是少了一点。但是我们希望这些人不要毕业以后马上回来，应该在世界五百强工作两三年再回来，这样对国家的贡献可能会更大一点。
　　很高兴参加这个会，祝贺你这本书写得很好，我要让我的同事们都看一下这本书。
　　记者：我是腾讯出国的记者。现在新东方在培育人才方面有很多独到的措施，我想了解一下通过新东方留学，海归的这部分人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而且新东方在对现在中国的人才战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徐小平：我们起到很好的作用，另外情况也很好，请放心，他们都挺好的。我想讲一个故事，1997年，在邓小平去世的那一天，我去拜访当时我在北大团委的一个领导，当时是一个中央领导，现在还是。他知道我在搞新东方，他就说你们搞新东方把人送出去我不反对，但是如果能够鼓励人回来那就更棒了。结果当天晚上我就跟老俞聊，后来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新东方出国深造的桥梁，回国创业的彩虹。在1999年、2000年、2001年，我们和团中央，包括欧美同学会，当时的副秘书长我们都去了美国，甚至几十座名校去做演讲，呼吁他们回国。新东方在自身吸引人才回国方面有独特的经验。
　　现在，除了国家政策，民间力量也是最重要的。比如当年新东方做得不错了，觉得一个人比较孤独，需要有人回来聊聊天、喝喝酒、吵吵架。去了美国待了四十天，结果那次回来十几个人，其中包括我和王强，对新东方后来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人才出国是历史的一个潮涌，但是现在人才回国我觉得确实需要像新东方这样的机构，像俞敏洪这样的本土的企业家，能够把那种个人力量的的、民间自发的触角升降到世界各地。这样仅仅比政策或者政府的一些号召，CCTV一些广播要更有说服力。这样中央的政策，民间的主导，就能够使整个人才进入到巨大良性循环中去。
　　当然民间力量很大。但是国家的政策，比如双重国籍问题、绿卡问题。他有绿卡、有护照还能够回来，说明他更爱国。所以这里面政策也很重要。那么我们的这个观念，民间观念的改变也是至关重要的。我有时候觉得，中国的国家人才战略是世界比较先进的，反而是民间的观念很土，它倒反而落后于中央。所以“三个代表”应该大力在民间推广，因为在这个时代，人才回不回国，说实话，我今年不回来，我明年回来，我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杨振宁那样，我也是一个人才，当然再带着一个人才。所以我想，在这个时代，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为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
　　杨锐：我也是留学英国的，我当时记得我想去留学美国的时候，我的太太讲，要么你就去混蛋的美国，要么你就走出这个家庭，我想干嘛丢掉家庭呢？所以就留下来了。我们第一批国际新闻专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第一批国际新闻的双学士，当时提出要培养一批既懂新闻，又懂外语的人，要把他们撒向世界五大洲，让他们成为我们最优秀的驻外记者。结果三十个这样的双学士，真正成为在新闻一线工作的只有十个，这十个留在国内的又有三分之二去经商了，还剩下三分之一坚守在我们的对外宣传最前沿。我们非常自豪在中国经历了百年沧桑之后，在和平崛起的时候，由我们再重塑这个国家的形象，在重塑这个国家的和平崛起，它的大国复兴的形象。没有中国的声音，这个世界的声音是非常单调的，是非常充满了偏见的。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微薄之力去试图改变西强东弱的格局，我感觉到我的工作是非常高贵的，请以掌声给我鼓励。
　　我们再把有限的时间交给台下的媒体。
　　记者：各位专家好，我是人力资源部职业杂志的记者。我问的这个问题，是关于留学生中的这个特殊群体。我们现在注意到现在80后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他们也正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我想问一下，现在80后的留学生，看到我们之前的80前的留学生他们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不同？对于这部分特殊群体的留学生，对于他们留在国外发展还是回国发展，对于他们的职业选择和职业规划，各位专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忠告？谢谢。
　

　王辉耀：我觉得80以后出国的学生，他们有很多的优点，他们对互联网非常的熟悉，而且中国的条件也非常的好，他们出国以后没有感觉到那么大的反差。不像我们这一波，80年代出国的这批人，出去之后感觉非常的震惊，像58年出国，要转五六趟飞机才到美国、到加拿大。我感觉到现在的学生有很多的优势。
　　当然，确实他们有一些不利的地方，比如他们是独生子女这一代，另外还有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诱惑太多，互联网，还有学习上有很多的学习，比我们那时候大得多。我觉得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他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机会。80年代出去的时候，真是要有本事才能出得去，现在出国相对比较容易，所以我感觉各有各的优势。现在90后也进入了留学大军，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徐小平：从今年开始留学主流变成了90后，你的问题整整晚了十年。今年出去，其实大部分人去美国留学本科已经是90后了，90、80后，假如要说区别，和陶律师理解的80后出国的那些人，第一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太穷了，穷得惨不忍睹，穷得在国外丧失了人格。王强老师经常讲，他在养老院干过，帮老太太换尿布。那一代人都是大学教师，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却要出去干这种活，我认为没有必要。要学习西方文化，好地方多了，没有必要去这种地方，这是经济上的压迫，那是那代人永恒的创伤。但是我们有一个好处，更希望祖国富强起来，我们子女就不要再出去扫地了。这是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是语音，由于有了包括新东方在内的这些英语机构，中国人出国语言能力强大了。但是80后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出去学语言，这些人构成了后来所说的留学垃圾，当然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在80年代出国，90年代早期出国很少有这些留学垃圾，因为是自我奋斗出去的。到了90年以后，因为在国内中文也没有学好，出国怎么能把英文学好呢？所以这构成了很多的创伤。
　　最后一点，80、90后出国，由于有因特网，海内若比邻。他们在国外比在国内跟父母交流的机会还多，都是24小时挂在网上。在海外24小时挂在网上，那万里情感一线牵，他们对中国更了解，对祖国更关怀。
　杨锐：我的孩子也是80后出生的，现在在美国留学。这批孩子们对电脑知识特别的熟悉，还有他们对国情的知识非常的贫乏。当然我这个职业很有特点，新闻必须要解读国情，而他们在这块非常的苍白。
　　另外，现在富家子弟多了，也有我这种非常清廉的倾家荡产送孩子出去了。还有一个，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孩子出去之后，不像我们当年带着一种忧国忧民，要报效祖国这样的情怀出去的，我们还是比较高尚的。现在的孩子出去之后有攀比。
　　陶景洲：提到国情的问题，我比较同意杨先生的意见。最早79年出国的时候，是本科生出国，最后发现本科生，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二年级就出国，最后发现如果本科没毕业，高中就派出去的话，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太少了，所以才有82年，我是82年出国，大学毕业以后再出国，对中国的国情有更多的了解。现在，大学毕业以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不是那么够，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几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经验更好。
　　徐小平：我也不同意陶律师的意见。杨锐刚才讲到的媒体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呢？没在中国上过大学，没在中国读过研究生，没在中国工作过，接受了美式的媒体教育，到中国来生搬硬套，他是头破血流，处处为难。所以有些领域需要该较多的中国经验，有些领域对中国经验要求较少，比如你纯搞技术、基因等等，生物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国的因素，研究生物学。所以还是不太一样。假如想做律师、媒体、管理，还是需要较多的中国经验。
　　夏海宁：我再补充一下。我的孩子目前在南加州大学，就是LA的USC那个地方，我的家也不富裕，也是倾家荡产的送孩子出去。我刚刚从加州回来，看了孩子一下。我想我们的差别到底在哪？我们当时出去的时候，当时补贴五百块钱，叫置装费。当时拿到500块钱，兴奋得不得了，没有拿过那么多钱，当时500块钱那是十个月的工资。当时想，我将来一个月能拿这么多钱的话，那就满足了。后来，从国外回来，这五百块钱也很容易达到了，后来五千块钱也达到了，五万块钱也达到了，再高也达到了。问题是你是一路奋斗出来的，像刚才杨主持说，我们那代人出去的时候真的是有种激情，倒没有那么高的境界说报效祖国。但是想到一生中要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去比较。
　　我去了我儿子那个地方，我觉得他们就没有那种动力。他也很聪明，原来是免考，得了全国计算机竞赛一等奖，然后免考上海交大，后来出国。我觉得他比较的人，我肯定能找到工作，你不要担心，我将来的，你不用发愁，我会对自己负责。他基本上就把自己定位在这样的水平上。他对社会知识很贫乏。
　　我们在下乡的时候，读什么黑格尔、读康德，那时候也有点发疯。但他们是完全不读的，完全对社会是没有这种意识的。他们看F1方程赛，然后就是网上的这些网游什么的。我说你在美国这么两三年时间，你不能够有效利用这个时间的话，把自己能够提高得更高一点，能够做更有意思的事情，给自己定一定的计划。他完全没有这个东西。
　　至于是不是人才，我现在持怀疑态度。我是专门做人才的，是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专门做猎头的，但是我们只做律师，像陶大律师，这是我们的对象。我们做的大概是几十万人民币到两三千万人民的律师都有，我们每天都拿着放大镜到处去找人才。但是人才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人才其实挺难找的。我们有一个客户对我们的要求，说要找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体会，人才这个东西相对性非常强，在一个地方是人才，在一个时间是人才，再一个制度下是人才，但是你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时间，换了一种制度，你就不是人才。
　　杨锐：我如果离开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我什么都不是，除非新东方雇我去教英语。
　　夏海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作为人才本身，我们自己也应该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不能觉得我读过书就是人才。你要有丰富的职业经验，这样，大家可能会认可你的价值。
　　杨锐：时间原因，我们在谈到人才脱颖而出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制度因素，如果我们不强调依法治国的话，那么真正的法律人才是没有他的土地，没有他的氛围和条件来施展他的才华。
　　记者：我叫吴斌，是中国科技贸易协会的中国总会的会长，也是辉耀的朋友。刚才听了几位的评论非常的精彩。
　　我是在英国待了十四年，也是很早出去了，在英国剑桥拿的博士，07年回国的，回来已经有两年了。我回来以后发觉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想各位专家老师能够给予点评。
　　现在回国的人士有一些倾向，就是觉得回来有些晚了，要是早回来了，房子也有了，什么什么都有了。另外一些回国之后，很难融入国内的氛围里面。他觉得周围留学的人员回来的还是少，你的行为处事都和别人不一样，使得你在业务事业上的发挥有些影响。另外，又有言论，是不是回来早了，应该等几年，等国内的环境氛围变化了以后，在再更适合于海外回归的人回来的时候再回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挺有趣的现象。各位老师都有这方面的经历，也有这个人人脉关系，是不是能够在这方面发表一些看法？
　　杨锐：我非常理解你，也非常同情你。比如说在英国当了十年的司机，可能你回来一天都不敢在中国的马路上跑车。因为英国的司机是世界上最懂礼貌，最遵纪守法，最规矩的司机。还有，如果说你拿着英镑，十年前是1：13或者1：14，你十年代购，还有储备货币的这种实力的话，今天你的货币，当年能买一个三居室，今年只能买一个厕所。所以货币贬值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王辉耀：我觉得你这个现象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实际很多人回来都有这种感觉。我认为这个从两方面来讲。一个方面从海归本身来讲，可能要不断的调整心态。另外一方面，国内也在改变。我不赞成你说的要等几年再回来，而是要回来得早。因为国内也在不断完善这个情况，现在中国的环境也在国际化，也有很多国际化的企业。包括政府在出台千人计划，我觉得有很多新的思维的转变，包括重视。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是很有趣的话题，就是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人才流动、人才的频繁和中国海归群体不断扩大，比如说估计再过三年，出国人数达到两百万，再过五年可能达到三百万、四百万。中国也有很多的人口，比如我们现在一千万的考生一年才出去二十万，这还是很小的基数，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另外，现在是人才争夺战，必须把世界高端人才吸引到中国来。我很赞成吴院长刚才讲的，我们对GDP的贡献，不能只靠投资拉动，我们需要靠人才拉动。中国的服务行业，比如第三产业占GDP的30—40%，发达国家80%。所以我想，在今天的环境下，我们来谈论这个人才话题，谈论人才竞争的问题，谈人才战争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恰到时候。所以今天感谢所有的嘉宾和所有参会的朋友。谢谢。

　　杨锐：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一个时代结束了。中国劳动力密集型的，低劳动成本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将开启高端人才的时代。谢谢各位的光临，期待的人才战争在中国能够打赢，我们不仅能赢得战争，更能赢得这场不见硝烟的和平之战。谢谢！

   各位嘉宾，各位媒体的朋友，各位学长，大家下午好！

   谢谢主持人和中信出版社的蒋蕾女士的介绍。今天这么多的人冒着酷暑，来到这个研讨会，说明这个话题很热。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也很好，很有研讨的必要。我想根据我的一些研究，首先我讲一下为什么要重视人才战争，其次全球人才战争发展的趋势，最后谈一下人才回归将改变中国。

   目前人才战争正在全球范围内日渐激烈地发生。这个世界千百年以来爆发过无数次战争。世界各国为石油而战，为金钱而战，为转嫁危机而战，为宗教信仰而战，为统一与独立而战，为征服与反抗而战，为意识形态分歧而战，为民族情结和文明传统而战。但是，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所有的战争都没有这样一场战争来得更为根本与致命。中国目前的GDP增长目前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应该以后要转变为靠人才拉动，这就需要重视全球的人才战争。

     人们说科技和知识是第一生产力，然而，技术与知识由人而来，为人所掌握，不过是人的创新和创意而已。人们说“货币战争”至关重要，掌握财富分配的金融最为根本，然而所有的货币、资金以及实物，都掌握在人的手里，金融衍生物不过是聪明人的游戏。人们说只有武力和战争才能消灭对手，然而战略为人所设计，武器是为人所发明。人们说能源才是最重要的资源，然而弹丸之地、四面受敌、不产几吨石油的以色列能够对抗中东石油国家半个世纪。 

   人才战争所争夺的对象，正是那些能够左右全世界经济、军事、金融、能源、科技等所有重要领域命运的顶尖人才。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世界大国首先是人才大国。人才战争的成败，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走向世界的命运。 

第一趋势，全球人才竞争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据统计，截至2005年，发展中国家有 33％至55％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已经去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工作。有的国家超过60％到83％。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甚至都有超过50万以上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流失到西方发达国家。与此同时，美国仅仅在1990年到2000年间就接受了415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移民，欧盟当时15个成员国10年间也接受了200多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当今世界，全世界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一半以上是流到了美国，四分之一的留学生是去美国深造，大约一半的留学博士最终会留在美国工作。美国是全球第一人才大国，美国只培养了全世界4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拥有70%以上的诺贝尔获奖者在美国工作。 

第二趋势，全球人才流动加强。 

   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已经约有1.91亿人在出生国以外工作，人才环流成为趋势，中国也出现海鸥阶层。各国争相吸引高层次人才，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美国大学37%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并非美国公民。在2006年美国专利申请备案当中，外籍居民在发明者或合作发明者中的比例已经达到24.2%。从1995年到2005年间，所有在美开办的工程及科技公司中，有25%的创办人是来自美国境外，投身科学及工程行业的人口中，外来移民占67%。根据美国考夫曼基金会的统计显示，在加利福尼亚移民创办公司的比例高达38.8%，而在高科技中心的硅谷，有外国移民参与创办的公司竟占全部高科技公司的52.4%。到2005年，全美各地由移民创办的公司已经创造了520亿美元的产值和45万个就业机会。 

第三趋势，移民制度日渐为人才战争服务 

   绿卡、入籍制度是引进顶尖人才并使其归化的根本保障，美国的移民法规定高技能人才和经济移民将被优先考虑，让移民制度为人才战争服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纷纷效法。

     欧洲传统三强进入21世纪也不得不进行改革，以应对竞争。2000年德国正式实施“绿卡工程”。2007年法国实施《优秀人才居留证》。2008年英国正式实施“记点积分制”移民制度。中国2004年出台了绿卡制度，但至今没有顶尖人才入籍制度。

第四趋势，双重国籍成为国际人才竞争有力武器，发展中国家承认双重国籍受益。

    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承认双重国籍，特别是发达国家。最新的趋势是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开始承认双重国籍。新兴国家如巴西在1995年开始承认双重国籍，墨西哥在1998年，菲律宾在2003年，印度在2003年，韩国在2008年，就连越南也在今年宣布开始承认双重国籍。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都认可双重国籍。印度为了避免和东南亚其他不愿意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发生矛盾，采用了和其他国家对等承认双重国籍的做法。

第五趋势，招收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人才竞争的有效手段

     发达国家招收留学生，最主要是为了吸引人才，美国为了吸引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把三分之一科学与工程的博士学位都给了外国留学生，并提供丰厚的奖学金，最终择其优才挽留成为“新美国人”。

     留学还可以教育创汇，英国学费只对非欧盟学生“产业化”，其出口创汇总值已超过文化媒体、酒精饮料、纺织、服装等产业。中国目前招收外国留学生既不为赚钱，又没有为吸引人才。同时,中国目前每年送出20万留学生，估计每年为欧美提供的“留学外汇”超过100亿美元。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早在2002年在国庆晚宴上强调新加坡要以美国为榜样：“在这个时代，所有发达国家为了增强竞争力，都必须依赖外来移民和人才……如果拥有达2亿8000万人口的美国都需要吸收外国人才，只有300万人口的新加坡更必须这么做。”目前，新加坡的外来人口已经接近400万人。 

     最后谈谈，人才回归将改变中国的话题。

目前中国人才流失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截至2008年，我国送出留学人员约140万，世界最多。但归国者只有39万，回归比例不到三成，博士回归比例不到两成。自1985年以来，清华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大这一比例为76％。2006年，清华和北大成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院校，由于大部分都会留在美国，因此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称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

     美国三分之一有博士学历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来自外国出生，其中这些外国科学家与工程师22%来自中国大陆，4%来自中国台湾，远高于排在第二的印度（14%）。

应对人才战争，促进吸引海外高端人才的对策建议

    我提的建议，就像我在书里所阐述的：

    第一，建立顶尖人才扎根中国的制度，开放外籍人才移民，吸引外国高层次人才来中国定居，工作，成为中国的公民。

    第二，默认双重国籍，可以参考香港和印度模式。印度在海外也有很多印侨，但印度创造性的采用和发达国家对等承认的方式，不花一分钱，吸引大量海外高层次印度裔回流印度。

    第三，放松绿卡，签证，对外籍华人发放海外同胞证。香港同胞有回乡证，台湾同胞有台胞证，可以不用签证回国，海外的华人也可以采用海外侨胞证的方式，免掉签证等繁琐手续，方便人才回来。

    第四，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目前中国在海外尚有100多万留学生，海外来中国的留学生只有20多万，留学生来往中国赤字严重，相差5倍以上，值得引起重视。

    第五，建立国际化的人才吸引机制，打破体制内体制外限制，国际工作经验也可以成为提干的标准，甚至企事业单位选拔录用人才不限国籍，就像索尼的总裁是美国人，日产的CEO是巴西人，联想的前CEO是美国人，李嘉诚的团队外籍人为主等，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和做法。

    最后，我们要打造一个中国梦，这一个“中国梦”必然是一个让全球人才愿意来中国发展，也愿意到中国安家的梦想；一个在认为中国能赚到钱，但又愿意把赚到的钱留在中国，并愿意把自己在海外赚的钱也带到中国来的梦想。这个“中国梦”不仅仅是获取财富的“中国机会”，也是留下财富和人才的“中国归宿”。

    如果中国有了大批的海外归来的人才，能够广纳天下人选为我所用，中国才能在21世纪实现真正的崛起！

    谢谢大家！

邀     请    函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人才战略需要有新思维，因为只有拥有大批优秀和顶尖的人才方能决定一个国家崛起的命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他们将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未回国的留学生的状况又是怎样的？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吸引海外人才？

中信出版社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将于2009年6月26日 （星期五）下午14:30至16:30在欧美同学会会所举办主题为 “人才回归将改变中国” 的研讨会 暨王辉耀先生《人才战争》新书发布会，邀请国内有关人才专家和企业家及国内多家主流媒体参与交流和讨论。

研讨会特邀专家（以姓氏笔划为序）：

吴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

汤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杨锐     CCTV英语频道时事访谈节目《对话》主持人兼制片人

徐小平   新东方教育集团文化研究院院长

陶庆华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

陶景洲   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合伙人

欢迎您参加！

日期：2009年6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30至16:30
地点：欧美同学会会所地下报告厅 北京南河沿大街111号（贵宾楼饭店西面）

　　世界银行一份报告就指出，当前世界工厂、土地、工具以及机械所凝聚的财富日益缩水，人才资本对于一国的竞争力正变得日渐重要，在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美国，人才资本“与实物资本相比，重要性要高出三倍多”。未来的中国，要实现大国崛起、产业升级，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就必须对全球人才战争做出积极主动的回应。然而，目前中国的人才培养、流失、引进却不容乐观。

大学生就业难背后是人才紧缺

　　中国的大学生目前正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2007年495万大学毕业生有100万未就业；2008年560万大学毕业生约150万未就业；2009年610万大学毕业生又遇上百年一遇金融危机，不能如期就业的人数更多。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却苦于“无人可用”，纷纷热于海外“人才抄底”。

　　这似乎形成一个鲜明的矛盾，有些学者就称中国本土人才都已经过剩，为什么还要去海外引进人才。但实际上这两者并不构成矛盾。中国过剩的是需要国家和社会去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一般性人才，但能够自己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具备国际竞争力能从海外吸引就业机会的创造性人才和国际化人才却一直很短缺。

　　麦肯锡公司调查报告称：中国大学毕业生大多数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只有不到10%的人拥有为外企工作的国际化技能，相比之下印度达到25%；中国国每年新培养约60万名工程师，是美国9倍，然而在中国160万名年轻工程师中只有约16万名工程师具备为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在企业领域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上，今后10年，中国将需要7.5万名具备国际化素质的经理人，但目前却仅有约5000名此类管理人才。这也是中国无法在全球市场吸引足够多的知识产业外包机会、进而形成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重要原因。

　　目前，中国教育体系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培养“适应就业岗位需要”的时代，不适应培养自己能创造就业机会的“创造型人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缺少比尔·盖茨、拉里·埃里森、迈克尔·戴尔等大学没有毕业、却能建立微软、甲骨文、戴尔等高科技公司人才的原因。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2007年进行的全球竞争力评比，中国科研人员总量世界第1，科研开发经费总额世界第6，可见中国科研投入的经费与人力都是世界前列，然而，专利产出率却排在第23名，基础研究是否增强长期经济发展排名是17。这也生动地说明了中国科研实力之所以逊色于西方，不是政府财政投入以及相关人员不足，而是相关使用的人才有量无质。

　　中国大学的学历注水和有量无质现象相当严重，因此也意味着大学产业化生产出来的未必是人才。中国每年培养博士总量世界第一，2004年全国共博士点1900多个，2005年高校却申报增设2700个博士点，一年申报量达到已有数量1.4倍。但即使以2004年的博士点来计算，我国平均每4.2个硕士能出1个博士，而美国是每10个硕士才能出1个博士。

　　由于企业缺乏满足他们竞争需要的高级人才，很自然一旦海外人才降价，“人才抄底”热就难免出现。政府也很难强迫要求企业必须全部雇佣本国公民。新加坡人力部代部长颜金勇就曾在《联合时报》举例说明，如果一家跨国公司的项目需要聘用200名工程师，但只有100名本地工程师称得上优秀，因此必须聘用100 名海外工程师；如果政府不允许它雇用海外工程师，以为这家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再雇用100个本地人，但事实上它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把业务、项目外包到有200名优秀工程师的国家，到时，不但没得到100个就业机会，还白白失去100个职位。

已培养的人才大量流失

　　培养人才的能力相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滞后，并且还有个严重的问题：已拥有的人才还大量流失。从1998年５月４日北大百年校庆开始，政府曾投入巨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计划被称为“985工程”，一期、二期先后近40所大学入围。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期望能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然而，颇为尴尬的是，巨额教育投入反而变成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补贴，这也是中国实施“人才强国”等宏远战略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北大、清华是内地最著名、能入世界百强的两所大学，也是最早获得教育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拨款各18亿的两所高校。然而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则为76％。2006年，清华和北大还分别以571名与507名博士输送量，超过美国本土伯克利分校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留学生出国深造是好事，然而问题是近九成的中国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选择留在美国工作，孜孜不倦地走着“在美留学——找到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成为美国人”的模式。因此，2008年7月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印度媒体曾把这种“培养阶段”由本国投入成本、“产出阶段”却去了外国贡献的情况称为“奶牛现象”：牛的嘴巴在印度，吃的是印度的草，挤奶的却是外国人。印度前钢铁与矿产联合部长K.C.潘特就总结说：“人才流失的实质是一个国家花费大量钱财培养人才,到头来却把教育收获奉送给别的国家……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得不到本来该有的这种回报,还在于这些国家实际上担负不起这笔经费开支,却在帮助那些付得起更多教育经费的国家办教育，这真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违背常理的问题。”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EPI）2007年发布《国际学生对英国经济产生的效应》，计算每个非欧盟国家留学生平均每年带来收益约2.44万英镑。目前，中国每年输送近20万留学生出国，在海外正进行学习留学生接近50万，按每名留学生每年为国外贡献2万美元估算，中国仅留学一项就每年为外国补贴100亿美元的教育外汇。而且不仅仅是教育、培养、培训、替代成本不可收回，最严重的是自身错过发展机遇。

　　概括来说，“人才外流”、“人才环流”未必带来损失，但演变成“人才流失”就只会有损失，因为这些人才在海外创造的发明专利、知识产权以及物质财富，国外不可能免费转让给中国。截至2008年，中国留学人员总数大约139万，归国留学人员只有39万，回国总比例仅仅为28%。这一回归率在新兴发展中国家最低。而且留学人才学历越高、专业越热门，回归比例越低。国际经合组织有份统计，在1990 至1999 年，大约47%外国出生的博士选择留在美国，其中各国发展最急需的科学和工程领域，中国博士生滞留率是87%，不但超过台湾(57%)以及韩国(39%)，还超过另一个人才流失严重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印度（82%）。因此据美国“全国科学理事会”统计，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来自外国，这些外国出生具有博士学历的科学家与高级工程师22%来自中国大陆，4%来自中国台湾，排在第2名的印度才只有14%。

　　有一种乐观的看法认为，巨大的人才流失并没有影响中国过去的经济腾飞，所以未来也没有必要担心。但过去经济发展之所以不受影响，是因为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位主，更需要大量廉价的技术工人。如果中国开始产业升级，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缺乏人才的影响就会显现出来。并且关键是中国现在这种高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高出口、高投资基建、低附加价值、低价劳动力付出、低端产业增长为主的“中国制造奇迹模式”无法长期持续，一个《劳动合同法》就让大批工厂倒闭，除非中国劳动者的收入永远不增长，否则，劳动力的“廉价优势”迟早失去，跨国企业接会把制造工厂转移到越南、墨西哥等更廉价的地区。

　　这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龙的世纪”中的“中国龙”难道是全球产业链当中的“苦力”？中国难道不能在海外投资、并购等脑力战场上成为主要玩家？发展知识、科技、创意、创新为核心的“人才经济”能继续忽略人才流失吗？

中国需建立“世界大国”型的人才战略

　　2008年，感到中国、印度咄咄逼人的五角大楼，邀请兰德公司对自身进行“调查”。但是，兰德公司却认为这种怀疑没有道理，他们称美国将继续保持着其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不是因为货币，不是因为能源，不是因为制度文化，而是因为美国竞争对手最优秀的人才不是在与美国的人才竞争，而是与美国的顶尖人才一起为美国工作，例如全世界70%诺贝尔奖得主都被美国雇用，其中一半以上不是美国出生。

　　这些研究者认为：获得外国的技术、专利、知识产权需要付出高额的费用，但是，获得外国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却可能完全免费。而要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仅靠培养人才不够，还要有“世界大国”的人才战略，不但挽留住本国优秀的人才，还把世界大多数顶尖人才都争夺到本国来工作。二战前德国培养的诺贝奖得主是美国的3倍，但因为不同的人才态度，爱因斯坦等大批德国尖端人才毅然前往美国新大陆，最终也把世界中心从欧洲带到了美国。

　　当然，不能忽视美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制度的作用。美国有着一套完美的全球人才机制：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青年去美国深造（美国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超过三分之一给了外国留学生）；然后送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培养成材（排名世界前40大学美国占了四分之三）；接着阻止这些最优秀人才毕业后成为竞争对手，让他们获得绿卡以及入籍美国（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大部分会%留下）；最后，又向他们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例如全世界科研经费40%是美国提供）。

　　然而，在中国，目前不但没有在全球人才战争中主动出击，争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相反，还处在被动挨打的状态——仅仅只是被动地防守人才流失。

　　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包括我们中国都以“人多地少”作为无法成为发达国家的原因。但是，面积不如中国云南省、人口达1.2亿、多火山地震又资源贫瘠的日本，各类人均自然资源指标比中国、印度更为严峻，却证明了依靠能揽全世界资源为己所用的人才战略，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人均收入还曾一度高居世界第一。美国则证明了要吸聚全世界大多数顶尖人才才能成为超级大国。

　　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必须打赢这场全球人才战争，建立能够在海内外吸引、选拔、使用、挽留住世界顶尖人才的环境、平台、制度，才能实现大国崛起与民族复兴，这也是我写作《人才战争》的动力所在。

部分内容摘引自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

　　2009年6月21日，首届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本届论坛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研究院主办，由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新东方学校承办，新浪教育频道为本次论坛提供独家网络媒体支持。以下为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在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文字实录：

　　首届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非常有意义。留学在中国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但是对留学现象的探讨、研究上升到一个更新的高度，新东方做了一个很好的探讨。

　　今天借这个时机谈留学的话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在过去的30年，中国的留学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目前最开放的国际化的现象。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30年最初的开始就是从恢复高考和恢复派遣留学生开始，今天这个留学论坛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此，首先祝贺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的胜利召开。

　　我今天要谈的话题实际上是“留学与海归发展趋势”。

　　中国关于留学目前有十大趋势值得注意：

　　第一个趋势，中国现在留学的规模空前，比如从1872年到1978年的100年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不超过13万，到2000年中国也总共送出了34万留学生。但是进入11世纪以后，特别是进入WTO以后，到目前为止短短的8年时间，中国一下子就产生了100万留学生。而且在1998年到1999年，中国一年送出2万留学生。但是在2008年中国有将近20万留学生送出国。所以，可以看到留学的规模和高潮是空前的，这反映了中国的开放，反映了中国的国际化，也反映了中国大的崛起趋势。

　　实际上根据留学生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资料，中国目前留学人数已经占到世界的首位，占到总数的15%。这是第一个现象。实际上我认为留学还会加剧，在今后三年，中国的留学总数将会超过200万，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第二个趋势，留学逐渐社会大众化。我们过去的留学大家都知道是精英式，特别是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我们出国留学都是过五关斩六将，层层审批，小平跟我出去的那个年代非常不容易，光是办签证和护照就要费很多工夫。现在留学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自费出国留学占到90%以上，而且在整个留学大众化，从精英向大众化转变的过程中，我认为中国的留学还会呈现更加广阔和更加波澜壮阔的发展大趋势。

　　第三个趋势，留学日渐低龄化。我们以前出国一般要去读研究生，去找奖学金，以前深造都是拿不到奖学金就出不了国。现在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日益庞大，中国经济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出国的年龄和学历的分布也开始逐渐的低龄化。比如现在出去读本科占很大比例，现在出去上中学已经占到很大比例。比如说2007年上海市教委有一个统计，在上海出国留学生当中，15岁到19岁中学生占到27%，差不多三分之一，这也是一个很新的现象，留学日渐低龄化。

　　第四个趋势，留学分布地日渐广泛，游学潮流开始涌现，不光是留学，也开始出现了游学。首先是选择的目的地，我们以前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但是实际上现在出国留学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包括在亚洲很多地方，很多人去印度、阿根廷这些地方，2008年中国在海外留学的国家已经达到分布109个国家和地区，学科覆盖了所有的领域，有人说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中国留学生，分布非常广泛。

　　另外一个趋势，游学的潮流开始涌现。我们现在短期的体验式的出去游学开始大量增加。我最近注意到各大媒体上关于游学的广告铺天盖地，游学已经非常普遍。前段时间我还出过一本游学的书，正好跟新东方负责游学的人座谈，他们告诉我，在2005年的时候出国游学的人报名只有几十人，在这几年达到了上万人，光是一个单位就是这样，这是非常广泛的一个现象。

　　第五个趋势，留学专业的选择多样化。最早我们的留学生流美幼童1872年算，都是学理工专业，学科技为主。但是现在的留学生分布的行业遍布各行各业，前几年对中国300名成功海归人员调查，76%是学理工，但中间27%是学工商管理，还有12%是学法律等等其它专业。2007年这个比例又有所增加，出国的专业发生很多变化，选择实用性的学科，比如经济、工商管理、计算机等已经占到一半以上，人文和社会学科、法律等占了很大比例。

　　第六个趋势，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毕业以后继续在海外深造。现在有很多留学生在海外，读了本科以后读硕士，很多读了硕士以后读博士，这在中国学生的比例里边非常高。根据美国的一个调查，2000年以前，拥有学士学位并继续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为11.5%，2000年以后的五年中，这个比例从11.5%上升到44.1%，远高于印度，它是13.9%。

　　第七个趋势，人才的回归率跟上世纪比呈现下降的趋势。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回归的比例是三分之一，最近看来2008年是达到了25%，说明很多学生在海外学习、实习。

　　第八个趋势，留学生就业日渐多元化，从“三师”扩展到“三家”。什么是三师呢？以前有很多留学生毕业之后从事工程师、医师、会计师，现在开始走向科学家、企业家、发明家，而且现在在跨国公司里、自主创业的占很大比例，这是留学生发展的多元化。

　　第九个趋势，留学生回归目前很多是集中在第一线的大中城市，只有2%是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海归回来现在在北京、上海、广州大的一线城市扎堆的现象比较严重。

　　第十个趋势，人才环流现象开始涌出，海鸥开始出现，虽然我们回来只有25%，但是大部分人呈现一个人才环流。2005年我把人才环流的现象给了一个新的词，除了海归，我们叫海鸥。前些年人才外流的现象，现在又有人才回流，现在实际上是国际上进入人才环流的现象，大量的人开始跨洋，在北美、欧洲与中国之间来回发展，这批人不少于10万人，海鸥的人数开始越来越多。实际上欧美留学会就有很多海鸥式的人物，比如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中国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所以他们是未来海鸥发展的新的重要的一分子。

　　上面我讲的留学生的十大趋势，下面我再简单讲一讲海归的一些共性。我也总结了几条。到2008年为止中国现在回来40万留学生，再加上有10万海鸥，应该是在50万以上。我讲讲这些留学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贡献。

　　第一，他们是教科文卫领域的栋梁，教育部的大学校长里78%是留学人员，博士生导师里63%，实验室主任有72%都是留学人员。

　　第二，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包括现在很多专门委员会，在两会里面，包括社科院、研究中心、北大、清华等等，很多研究所里面、智库里边都有留学生，他们向国家、中央积极建言献策，对推动中国的思想、民主各方面的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海归积极参加民间外交，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这一块实际上在中国来讲目前非常重要，我们在国际上很多的论坛上都能看到这批海归活跃的身影，不管是达沃斯论坛、财富论坛还是学术研讨会上，我们都能看到这些海归活跃的身影，他们对沟通中外交流，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发挥社团和公益的作用。目前在社会上有很多海归的社团，包括协会、商会和各种NGO的组织，在这里都发挥很多作用。在这里面已经有了很多海归带头的作用。

　　第五，海归在中国的创业大潮里是充当了尖兵的角色。中国海归的创业推动了中国在新经济、新技术、互联网、IT、通讯、传媒等领域的发展。我们知道很多留学生创办企业，像亚信、UT斯达康、搜狐、新浪、百度、空中网、如家快捷，包括新对方，在这里都有很多留学生的参与。实际上我统计了一下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近百家中国企业里，绝大部分是由海归创办或者是海归参与管理。

　　第六，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手，海归在这里面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中国的大型企业海外上市，这里边有很多国际投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国际中介机构，包括带领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海归在这里边发挥重要作用，包括联想到海外上市，海归也在里边发挥很多作用。

　　第七，他们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化的主力军。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中间，跨国公司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这个里边我们有很多海归，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掌门人，甚至是500强在中国的CEO，对推动中国和跨国公司的合作，加速中国和多国经济的接轨都起到巨大的作用。

　　第八，海归是发展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产业的一个重要力量。这个里面实际上是中国在今后的发展里面，第三产业是巨大的发展，我们现在还只有40%的服务业，发达国家是80%，这里面有很多空间，包括金融、财务、咨询、法律、经济、广告、出版、传媒等等，特别是在教育里，新东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

　　第九，带回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人才，这个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人才，最近中央出台了千人计划，吸引国际顶尖的留学人员回来参与中国的建设，这里边有一大批精英人才、国家栋梁人才，这也是带回来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人才。

　　第十，海归带来国际化新的创业理念、商业模式、新的社会文化的感念。在这个里面也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光是传统上中国的招商引资，老华人华侨的招商引资，海归在新的塑造创业文化、塑造创业的时尚，带来新的思想、带来新的理念、带来新的风尚方面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海归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留学也进入一个新时代，这会是中国今后30年非常显著的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桥梁、纽带和一种方式。我认为中国今后未来全球化的发展和结合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我们会继续扩大留学，继续吸收我们留学生回国，我相信在中国今后的全球化的过程中，留学生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谢谢大家。

 相关链接：http://edu.sina.com.cn/l/2009-06-21/1813173254.shtml

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之二：

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之路

近日，美国百年通用汽车申请破产保护，中国一家民企腾中欲收购其旗下悍马品牌激起千层浪；澳大利亚力拓集团毁约，至中国铝业公司发起的中国最大海外并购案戛然而止，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与“海外发展”再次成为一时舆论之焦点。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于6月11日（星期四）下午15:00至17:00点在欧美同学会会所第三会议室举办“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之路” 研讨会，邀请国内外有关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参与交流和讨论，还将形成有关的建言献策报告提交国家有关部门与相关企业。

主办：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

主持：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王辉耀

特邀专家：

赵红星  美国圣路易大学国际商务终身教授，美国国际商务学刊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的主编

魏小军  加拿大麦科文商学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之路

陶庆华：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这一期是我们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举办的月度系列圆桌论坛之一，上一次我们请了新加坡的郑教授和有关专家跟我们交流了新加坡人才发展的战略以及对中国的启示，今天我们将对中国企业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海外发展进行研讨。下面我们有请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先生来主持。

王辉耀：谢谢我们建言献策委员会的副主任陶庆华先生。各位朋友下午好！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准备今年搞一系列有关中国与全球化主题的研讨活动，这一次我们很荣幸的有两位来自海外的教授。一位是来自美国圣路易大学国际商务终身教授赵红星教授，另外一位是加拿大麦科文商学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魏小军主任。这两位专程从海外回来。

在国内的嘉宾方面，包括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合伙人陶景洲、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冯闻军，德国德国恒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王卫东等几位大律师，另外还有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林坤会长，，发改委中国产业海外发展规划协会研究部副主任张世国先生，价值中国网的总裁林永青先生，磊石跨文化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黄伟东先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先生，也是国际商务方面的专家。当然，今天还有其他的嘉宾以及媒体的朋友，就不一一介绍了。

最近中国企业“走出去”讨论比较热烈，包括最近一家民营企业收购美国通用的悍马品牌，最近媒体上也有很多的报道。另外还包括澳大利亚力拓集团毁约，让中国中铝合资并购案突然终止，也广受关注。在这个时期，探讨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发展”的路径、战略和发展之路很有必要。这次会议的总结我们也会递交给有关部门和单位。

首先，我们欢迎赵红星教授做介绍。赵红星教授对这统一领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同时也是美国国际商务学刊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的主编，而且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研究著作。

赵红星：我想有一个背景，刚才讲了一个很及时的课题，最近一个很小的民营企业，很不出名的一个民营企业，突然间收购美国经验事业部的悍马，包括中铝的事情。我觉得中国企业向海外发展的很快，当然七几年就有了，从八十年代后、九十年代初，中国企业向海外扩张的这个速度，可能在全世界不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相比较之下，可能是最快的，大概比印度差一点，量也很大。据我所知道的数字，2006年底—2007年初，中国企业向外直接投资，不包括金融性的投资，在海外直接投资这部分，它的投资总存量大概900多亿，据说这个量在世界排名第十三、十四，还要靠前。

我研究的是海外直接投资有关这方面，包括跨国公司研究，也包括跨过母公司、子公司研究，我想中国企业发展这么快，但是我看到对中国企业海外发展这个研究相对是很有限。直到2007年的时候，国际商务上最好的期刊的国际商务研究的期刊上才做过特刊，这个特刊是专门讲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这么一个专刊。这里面大概有两篇是关于中国的，而关于中国企业跨国研究，大概也只是基于案例分析，而不是系统的、大样本的研究。

从研究的角度，我想是很缺欠的，跟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企业，实际上在最近这些年非常快的速度进入国外市场反差很大，当然这可能也是学术界理论的问题，也有国内学术界，甚至国外学术界多少年来，对中国企业走向海外这样一个特殊的现象，新的现象没有注意到的原因。

我想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我想谈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因为我没有做过认真的基于大量样本分析的时政性研究，我很难得出一个结论来。我所知道的是听到的或者看到的，从媒体上得到的，而不是通过认真系统的分析得来的。所以我自己的这些看法非常有限，只是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想讲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我想讲一下中国企业国际化，我自己思考的一些观点。第二个是现在目前国际化的研究状况、现状是什么样。

在国际化思考方面，我侧重讲三个方面。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时候，一个多谋神算的问题，另外是知识积累的问题，再一个是注重育人与才的问题。从多谋神算方面，从策略的规划、思考和策略的选择上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企业的行为是一样的，我想这个假设是成立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是一种市场经济，它从企业本身来讲，它的行为基本上和国外企业一样。当然有特殊性，比如国有资产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企业走向海外的时候，它的动机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就是动机和目的甚至手段都是一样的，我想最近的文章无非是把现有的理论套在中国的现状上。

企业走出去的目的无非有三种情况，我想一种是到海外获得资源，外国企业到中国获得什么资源？获得最大的资源是人力的资源，第二个就是获取市场，企业到国外做什么？市场拓展。市场拓展意味着有可能企业实现经济规模效益，就可能减低成本。如果从企业利润最大化角度来讲，市场的获取是它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我们说很多企业，越来越多企业包括国外企业都认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心也是企业存在的目的了。另外第三个，企业为什么到国外？获得技术。好多企业到美国投资，不一定为了市场，也不一定为了资源，因为美国的资源从人力资源到自然资源我认为没有太多的优势。但美国有技术优势。这个技术优势，当你靠近它，从地理上靠近它，可能获得的要比你通过远距离的合同形式来获得技术和你在当地硅谷等靠近它的区域建立一些研发中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我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的企业，现在大量的企业，不管什么行，很多行业，当然主要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们叫重工业或者叫制造业，或者是叫能源业在海外的投资，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很清楚？我们假设说，目前我们所最新看到的收购悍马事业部这个公司，我们想问它目的是什么？当然我没有做研究，也没有采访，报纸的透露也很有限，当然不能得出结论。但是我想知道，如果我们想知道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策略，做深入研究的话，首先要想到为什么到海外去。悍马这样的车，在美国基本上滞销的情况下，中国是不是有很大的市场？还是为了建品牌，还是这个企业为了产生一个轰动的效应，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一个效益，让人知道有这样的企业？还是这个企业有大量的现金流在口袋里，用不了，想用掉它？还有什么原因，我就不太清楚了。当我们看中国企业的时候，要看它的目的是什么？知道目的的时候，反过来讲一个企业走向海外的时候目的很明确，而且这个目的和公司走的发展策略是一致的时候，或多或少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往往一个企业，我们知道这部分可能很明确，但是有时候这部分的目的和整个公司发展策略不是很明确的时候，也不一定会成功。

另外就是手段的问题。手段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不管是国外的跨国公司也好，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好，有路径的问题，有什么时间进入这个市场的问题，投入多大量的问题。大概我想就是四个要素，这是国际海外扩张的最主要的四大因素。

收购悍马是不是最好的时期进入？假设获得美国市场，假设这是它的目的，这是最好的时机吗？美国市场需求下滑，资金的来源基本上是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不是最好的时机？还有控制的问题，多大程度上能控制你所购买的这个企业。当然在控制之前，更重要的是面临整合的问题。我觉得跨国企业在国外进行扩张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往往被人们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跨文化的问题。因为最终要涉及到管人的问题，最终就是要涉及到文化的问题，组织文化、国家文化、员工的行为，全部融到一起的时候是很难的。

反过来，外国公司最早到中国的企业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我们理所当然不觉得有文化的差异，但是他们感到有文化的差异。反过来我们到那也是一个问题。收购悍马以后，有个当地的企业文化的问题，GEM有GEM的文化还有一个有法律的问题，受到很多的限制，像你采取的目的手段，很多情况下在国外很难预测。像法律上的问题，美国工会的状况。我知道我们中国工会的职能和行为与美国的工会可能差得好远，汽车工会在美国是最强的工会，除此以外就是波音飞机制造业的工会很强，隔几年就要做一次谈判，来签很多的东西。像这样的问题，收购悍马的公司会不会考虑到？我觉得作为探讨和研究，应该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应该真正做到系统的、全面的研究一个目标市场和收购的目标。这是很重要的。

首先做功课一定要做得很好，要想成功的话。还有评估，不光评估到目的、手段和策略，还要做到外部评估。在美国的市场，我们已经有这样单独的案例，像2005年还是2006年，我记不清，中海油想收购美国德克萨斯一家石油公司的时候，一切都很成功，到了国会的时候，国家安全局不允许卖给你，这属于政治的，不属于经济范畴的，也可以属于法律范畴的，总的来讲是属于政治范畴的，因为有政治因素在里面起到巨大的作用。这种情况下，要做全面的评估，作为企业应该有这样的能力，要做好这样的准备，才能够更好的进入国际市场。

再一个，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我的建议很可能很保守。我认为中国企业应该比较保守的进入国际市场，比较慎重的、审慎的进入国际市场，所以我建议应该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在理论上已经有多年的框架，要从总简单的，风险最低的开始，逐步的累计经验和知识，逐步扩大到风险高、管控难这样一种形式进入国际市场。我认为这是最适宜于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路径和方式。从简单的到复杂的，然后从低风险进入高风险。

低风险什么样的风险？管理上的风险，政治上的风险，文化上的风险，都要考虑相对低的地方。如果我们看国外非中国的跨国企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到国外扩张的时候，美国的也好，英国的也好，首先进入文化背景最相通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政治背景相同、文化背景相同，在那里可以积累一定的经验，然后再逐步扩大其他的市场。

当然，像我们所说的电子商务是另一类新的行业，可能跳出这样的一个规律里面。像AOL，它成立两年，相对容易，管理员工少，投入量相对要少，对社会的涉及面在短时期内也相对要小。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应该考虑不要太急躁的跳到很复杂的国际市场里面，而进入相对简单的，有共性很多的这种市场里面。

再就是能力的开发。我觉得我们国有企业应该从跨国经营管理知识，我相信国内的企业多年来经过改革开放后，它积累了很多的管理经验，而且学到了、拿来很多国外好的管理经验。但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在跨国经营管理当中的经验是不够的，可能是缺乏的。最多的是做了多年的进出口贸易，而进出口贸易就是我们说的最简单、最低风险的国际商务。要跳到下一个台阶，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种允许合同的这种贸易，再进入到技术合作性的贸易，再进入合资性的贸易，再进入独资的话，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和知识的积累、更新。我想，我在前不久看到（英文）有一个调查，中国公司国际化的一个调查，提到一个最大障碍，对中国企业来讲，他们所看到的就是不能够把自己的管理能力，国内积累的经验应用到国外，因为国内积累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不适应，可能必须要改掉。

大家都比我清楚，我们国内企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运作呢？是在人文关系大于市场机制这种情况下运作。或者说，我们的企业更适应于调节人和人的关系，基于关系的这么一种商务环境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而像北美、西欧这样国家的地方，大概关系的成分相对要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样的经验可能不太适应。拿到越南可能适应，像新希望集团，他们在越南很成功。为什么？我在哪看到新希望集团总裁被采访的时候，他说人文文化很接近，这个很重要，我们更适应那样的环境。

还有一个调查，它把区域，还有不同形式跨国扩张的拼凑在一起了，还有行业。好象给我的感觉，我们的国内企业更偏好于MA这种方式进入国内市场，就是兼并式的方式进入外国市场。比如说名声可以做得很大，很容易被媒体暴光，这是好事。再一个很快进入市场。但是也会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问题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兼并之后整合。因为兼并不像其他方式，兼并之后，我们说进入情况，马上要保证营运，涉及到整合。两个国家文化整合、两个企业整合，员工的整合，遇到具体的OEM的时候，遇到整合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阻力。

我记得很清楚，在1987年的时候有一个全球的调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产生最佳的效率？最差的方式就是MA。就是说它的研究证明将近于87%，低于90%的MA的国际跨国这种方式进入基本不成功，终究是要失败的。但是，管理层为什么喜欢MA？从学术角度来讲，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管理人员是和董事会的人希望他的名声能够得到提升。实践证明，这个相关系数提高，名声的关系和它的MA运作相对提高。第二，股民很喜欢，股民会产生很短期内的这种头脑发热的效应。

我们的企业很多就更喜欢使用MA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但是我对MA的方式持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我们国家的企业，在没有积累足够跨国公司管理经验的情况下。最后就是育人的问题。育人是最根本的，要有跨国管理公司的人才在内部培育起来的话，对公司现在和将来成功实现海外扩张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要看美国公司，我们看和我们接近的这些国家的公司。我们看看南韩最近一段时间，最近十年，我们看看南韩，我们叫新型的跨国公司，LG、三星，这是最成功的两例。

三星过去的品牌，谁知道三星是什么？大概中国人知道，大概台湾人知道，除此之外都不知道。不到十年的时间，它就很成功。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功呢？你看看三星的用人，它挖外面的人进来，然后它在公司内部成立了全球策略中心，我不知道准确的名字叫什么。这个中心专门设作总部的旁边。这里面的人工作都是很短期的，半年一年就走了。这半年一年干什么？都是到国外参观，然后再派到海外部工作，它很注重海外人员的培训。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好好研究LG和三星过去海外跨国管理的经验，我认为东亚公司的行为很接近，它更容易学到它的一些东西。

另外就是人员的来源。如果我们国内企业内没有这样的人员的话，企业应该去找更多的人员。可以找第三国，利用他们的人员，甚至找当地国的人员，当地人员有成本高的问题。像美国成本都很高了，但是你可以用第三国的人员。日本公司这么几年来也在不断的雇佣一些海外的管理人员。南韩也在雇佣，我们一些国有企业也在雇佣一些海外的人员。人员的来源应该扩展，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我们自己内部培养，或者自己国内招聘的这些人员，应该注重海外第三国人员的采用。

最后我们讲到政策的问题。因为我一直在做微观的企业这个层次上的研究，我对政府这个层面的研究做得不多。我知道从78年，因为我离开中国时间太长，没有国内企业政策的研究。但是我最近看到过一些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蓝皮书，有比较综合性的描述国内政府商务部一直到技改委这样主要的部门，提出一系列促进企业海外的服务。我认为政府通过相应的机构为我们提供服务，政府就是提供服务的。中国企业向海外的服务是什么呢？像驻外的使领馆应该有非常明显的服务。我们知道美国他们都有很明确的服务，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我觉得中国也应该有这样很明确的服务。商务参赞、科技参赞这些，他们应该有这个责任，应该为我们的企业提供服务。

另外一个例子，像美国的政府，专门有政府拨款给一个小型的私有企业，有类似于保险，提供什么样的保险？提供主要是政治风险，为中小企业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样也是应该有的。我觉得我们中国应该扶持中小企业，让这些中小企业走向海外，应该侧重他们对海外的需求。在这方面，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为他们提供一些类似保险业这样的服务。至少像美国所谓的纯自由经济主导的国家，它的政府都会做这样的服务，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呢？

第二个就是为企业培训提供资源。像政府应该为自己的企业，不管是民营的也好，还是私有的也好，国有的也好，政府应该为自己的资源，为这些企业走到国外去，向国外市场进军的企业提供培训一样的服务。我觉得我们很缺少这样的人才，企业可能更能感到这一点，缺少这样的人才。这样的人才，不光是大学毕业，他需要很多工作经验的话或者海外工作经验。怎么样帮企业把资源整理起来，提供这样的服务，从政府角度，应该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

跨国公司的研究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到MIT从经济学、传统管理学提出的理论研究，最初就是提出阶段论或者就是折中理论，还有就是拥有的优势，区位的优势，内部化的优势，所有权的优势。三者优势存在的话，按照当年理论来讲，企业就会走向国际化。这些优势都获得的话，企业也应该走向国际市场。

还有就是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理论。当一个交易成本能够尽量减少的情况下，企业要直接投资，而不进行出口。出口是你不可以控制的，不可以控制的话，成本在某种意义上不一定会控制住。当你的交易成本由于外部风险带来很大的情况下，那么企业愿意到国外直接投资来管控你的企业，那个时候可以降低你的成本。Coase的理论是最早的一些理论了。

后来延伸到特有资源理论。所谓特有资源理论，就是一个企业，我们看报纸上讲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哪来的呢？来自于特有的资源。什么是特有资源呢？这种资源是不可以替代的，这种资源是极少的。如果太苛刻，按照严格的特有资源理论的话，核心竞争力是不存在的，极少有的。后来，在管理学当中，我们也把它界定到国际商务研究中。

另外制度经济上讲，包括文化上的差异、文化上的差别这都属于制度，社会资本这方面都属于制度经济理论框架来解释。

另外就是知识转移。知识对于企业国际化有什么影响。相对最新一点，就是提出所谓的“三角策略”，资源、行业、制度三者结合的情况下，才能最好评估一个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成功的一种框架。

刚才一开始我说到过，如果从这方面来讲，这种理论发展的进程来讲，对我们中国本身国际企业国际化的研究都是最好的评估，也是刚刚开始。大量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取决于个别的单个的案例。在我看来，这种单个的案例是没有意义的，意义很少。因为不说明问题，不带有普遍性。不带有普遍性的时候，没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应该提供国际学术界做大样本的分析，得出比较有意义、有指导的理论了。

王辉耀：谢谢赵教授，刚刚讲讲比较全面，结合咱们中国的实际，另外也涉及到企业国际化的方方面面，提出很多令人思考的问题。我想今天在座的我们有很多专家，既有文化的，又有法律的，也有政府的，也有协会、行业，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在此，请也是专门回来的一位参加我们论坛的加拿大麦科文商学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魏小军来介绍一下。

魏小军：我依据于赵教授所谈的，因为赵教授谈得非常全面的。他从微观角度、企业管理层面都谈了。我所在的研究中心，主要刚刚开展一些工作，主要做的就是亚洲企业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我本人研究以前是关于欧盟直接投资的。

我想讲，从我自己研究的一些心得讲两个大的方向。

一个就是说很多目前的研究，都是从公司层面或者从国家层面去研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特别是刚才赵教授谈到了他们都是套用原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但是每个人都解释得像盲人摸象一样，每个人都解释了大象的某一部分，想建立一个全面的理论非常困难。因为至今对外投资核心理论本身也没有最全面的，最这种的就是OMI。

我把整个模型整合了一下，从公司的角度，从公司层面至少有两个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西。一个就是主要的国际策略，也就是说它是怎样进行内部化的。比如传统的研究，美国企业到欧洲投资，到其他不发达国家地区投资。然后他们后来发现，欧洲企业为了自己，也会到美国去投资。

像赵教授谈到的，我觉得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某一个企业在中国国内的核心竞争力，它在国际上是不是还是它的国际竞争力？比如TCL，它想用它的成本优势，包括我们最近做的一个案例，也是在浙江的一个企业，它与意大利的一个企业进行合资，也是进行了兼并组合。它想用国外的品牌，用中国自己的成本优势，打通国外市场，然后造成一种效应。但它能不能成功？比如TCT变成了太次了这么一个名词了，它所运用的方式在中国企业上是不是可行？这是一个问题。

我想中国企业目前来说，比如像吉利集团，我接触的一些墨西哥的研究者，我们现在在做一个企业产业的研究。它为什么要投资墨西哥？它已经在墨西哥有吉利整车在销售了。它肯定是看到了整个北美市场。但是北美市场由于经济危机，它有壁垒在市场，它要进行贸易保护主义。你去看吧，而韩国、日本的产业则已经在国际上有声望。中国企业如果想走向国际化，想占领国外市场，是不是我们成本还是优势？是不是我们国内的这些经验在国外能有用？这是赵教授刚才也提到的问题。

另外，我们是不是了解国外的市场？还是我们只去造一个轰动效应？如果你要了解市场，你是不是真正了解国外消费者的习惯？国外的消费者是不是光看这个价格？包括中国消费者，现在我觉得都不是光看价格。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农村地区，在欠发达地区，在中国内部的。比如以前很核心的案例就是哇哈哈的案例，它抓住了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在城乡交界处的空白，而且非常成功，给销售商以很大的利润。如果这种饮料行业，或者其他的轻工业行业，它还能不能这样去征服消费者。这是从公司层面的研究。

我自己的研究主要是从国际的层面。我记得在毅伟商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在1981年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外合资企业，这个文章被引用了几千遍。有大量的研究都在研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投资。那么也就是说，大部分用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都能解释。如果从中国的特点，特别是对日本企业的研究，因为日本企业对外投资首先它跟贸易是一起前行的，因此大部分认为到国外投资肯定会同时带来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贸易要减少，因为你准备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但是这种研究就发现日本企业到国外投资，反而使日本和那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增加了。

我觉得中国企业也有一个特点，最近的研究很多人首先用大的框架来套，其次就用亚洲国家的特点来套中国。有一个核心的发现，就是说亚洲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不是为了去吸收国外的技术和资产，它是为了增加这个资产，特别是它的需求，去吸收国外的包括人才，包括销售网络，而不是单纯的去把自己的垄断优势发挥出去，而是希望通过与国外的企业联手去吸收别人的垄断优势。我觉得这是一个亚洲国家的企业去海外投资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另外，从国家的角度，所有亚洲国家，不管韩国的企业、日本的企业。日本有大型的系列公司，韩国有财团，中国有自己的国有企业，新加坡有GRS，它去投资，它都代表了这个国家，它不是代表了这个企业。而看单纯的美国欧洲的企业，它是代表着企业，当然它也代表着国家的文化。但是亚洲国家的企业，很大一个特点就是有政府行为。我觉得这是中国很典型的一个特点。

其次，我想快速的谈一下我自己从企业层面如何来看。因为很多研究都是从国家的角度，比如刚才赵教授提到邓宁的理论，还有IDP理论。也就是当一个国家人均生产总值达到三千美金的时候，它就要对外投资了。当然中国有这样的投资，大部分的投资是在2000年。很多数据刚才赵教授也谈到了，我想说一个数据就是很有趣的现象，有人研究中国的吸收外资和中国外资的走出去，现在已经达到了5：1的比例。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其实中国早就开始对外投资了，很多中国的企业到了香港，到了一些所谓的无关税的地区，它又重新包装成为跨国公司。

很典型的就是联想这个企业。如果说严格定义，它不是中国企业，它是在香港上市的一个公司。所以我想，这里面如果研究中国的跨国企业，在这里面也应该有一个情况应该考虑，就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企业走出去，然后又回来了。

刚才我还提到一个成本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成本优势，结合国外的品牌，这条出路是不是可行的？其次，从人才战略，刚才赵教授提到了，我觉得人才战略这块非常重要。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读到的很有趣的案例，一个叫王春富的人开始想把手机所谓的成本降下来，然后他就去研究日本生产锂电池的技术，他发现日本自动化生产锂电池整个设备要8300万元人民币，在1998年的时候，他开始想买日本这套设备，然后去中国进行技术改造，制造出我们中国本土化的锂电池。后来他发现不可行，因为首先这个设备买不起，其次真正本土化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于是，他去看这个设备的核心部分，然后把这个核心部分以比较低的价格比如20%的总价的价格买了，之后去拆解。最后，日本生产锂电池的一个机器他拆解完了，利用中国人力资源成本低的优势，使得锂电池的成本降到原来的10%，一下子手机行业就激活了，他当然也变成了一位很有名的企业家。这个也是我们中国应该看到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用我们人的优势，不光是低劳动力。

第三个问题就是市场，我们是不是真正了解国外的市场。现在一提就是“中国制造”，我觉得中国企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很多人都想，我在加拿大跟我们的同事也在谈，首先提到中国就说法律不健全，不说英语。实际上很多加拿大企业并不了解中国市场，包括中国现在对加拿大也有很强的投资。所以，如果从市场的角度讲，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是不是了解外国的消费者？是不是了解对方市场？我觉得是应该探讨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我们的企业，我觉得辉耀有一篇文章在哈佛做的演讲，就是关于温州的小企业，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中国小企业用集群这么一个优势到国外去。往往我们的国有企业，好象在这些大的行业中，它没有发挥出真正的集群优势，或者说它没有准确定下它的目标。很多印度企业往往不是看单纯的一个市场，它要看每个市场对它的用途。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可能在这方面欠缺一点。另外就是反应问题，以及灵活的创新，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探讨的。不一定我们都要把所有的经费放在研发上，你根本就赶不上人家的研发。人家利用人才的优势去做IMB，你就没必要再进行最原始的研发。你应该在灵活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就是向日本企业学习。日本很多东西都不是在日本发明的，但是它会进行简单的一些改变。我觉得我就从这么几个角度谈一下。谢谢。

王辉耀：我知道魏小军主任研究比较丰富，我最近还去参加了你们搞的学术界研讨会，在加拿大去了差不多上百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组织的非常有活力。我相信我们欧美同学会以后还会可以跟你们合作。谢谢你的介绍。

两位北美来的专家给我们开了好头。实际上我们在座的很多专家、学者、领导也都是这方面专业资深人士。我也在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是漫长的路，但是必须要走。像五六十年代欧美企业走出去了，、七八十年代日本企业走出去，九十年代韩国企业走出去，那么二十一世纪轮也轮到中国了。但是中国走出去的话，现在确实面临很多的问题，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和怎么样的方式？

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十大模式，包括去年哈佛做演讲提到的温州模式。十大模式海尔的海外战场安营扎寨的模式，还有联想并购的模式。还有TCL品牌共享合营合资的模式，还有华为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还有像长虹贴牌OEM的模式。也有像中海油这种国营企业、大型企业资源互补的模式。当然还有温州模式，这种靠亲戚、朋友、同乡互相结合在一起走出去的模式。当然最近还有新的包括像中投在海外的战略投资、股份参与的模式。海外上市也算是一种模式，最后还有一种就是承包劳务。中国走出去的模式有很多种，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挑战。

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真正能够达到五百强的国际化市场企业，只有联想这一家，去年还是499名。其他很多国有企业，很多是政府资源整合搭配的企业，还不算是真正的国有化、全球化企业。未来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怎么能更好的走出去？体制内部的企业能不能走出去？国际市场占有率有多少？人才是不是全球组合的？我们产品和市场是不是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销售？包括我们体制上还有什么障碍，法律上还有什么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值得很好研讨的问题。

陶景洲：因为我是做律师的，有一些个案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我记得六七年以前，曾经给国家经贸委说过，走出去不能贪大，非得要做一个比别人更大的兼并收购，这个是错误的。这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体制有关系，不做特别大的话，做得比较小，媒体效应、政绩都会有问题。但是从小了开始做，他们还不太愿意。我感到现象有使大家很快感到中国沸腾的现象，本来没有多少事，但全世界以为中国要把全世界买了这样一种态势，就不太好。

另外我想中国走出去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应该说八十年代初开始走出去，当时买了美国的东西。接下来就是TCL，TCL它买了两家公司，正好有我的客户，它买的是电视方面比较夕阳的产业，手机也是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所以这几年一直压得它没能抬起头来。我们总是在别人想抛售的时候去买。然后因为要做得特别大嘛，政治上的影响评估不足，刚才提到的中海油也是，没有考虑到更多政治上的因素。

中国走出去肯定要走，但是这个路肯定特别的曲折。有一句歌词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弄得我们要交很多的学费，当然这是一个过程。我也跟国家经贸委建议过，你们是不是学习一下日本的思路。日本也是走出去，做了买哥伦比亚公司这些特别振奋的事，但是最后成功的很少。是不是值得再这么做？所以我们应该请一帮日本的专家来给我们讲讲走出去的教训，我们别再做这样一次无用功！

另外，走出去我感到还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所谓的目标选择的问题，它选择的是不是很对？第二个就是价钱付得是不是比较合理？第三个你的整合是不是可以？所以这三个方面，可能问题都特别多，不是我们三句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另外，根据我看到的研究，即使是说走出去比较好，这三个都做对了，在未来的两到三年以内，它所产生的这种价值损坏要估计。你买一亿的东西，可能过了几年以后也就五千万。所以我们要做好这种损失的准备，不能说我走出去了，不能容许任何的国有资产财产的流失。因为走出去很必要，看看五百强企业，可能80%以上都要靠兼并收购这样一种道路来走向强大。不管他们交了多少学费吧。中国真正要建立起这样一个所谓的跨国公司，因为现在世界财富五百强有很多中国公司，但是没有真正国际化的公司，真正要做到国际化的工作，不走出去也不行。现在就是说怎么能少交点学费，少走点弯路，不要花更多的冤枉钱，使我们能够站住脚。我感到辉耀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是挺好的一个创意，也确实需要各个方方面面的人提供意见。

黄伟东：我们现在帮中国企业高管怎么更适应客户，也帮助外企在中国进行管理做一些整合工作。瑞银并购北京证券以后，我们也参与了一些整合的设计。我们正在研究这个，我个人的思考就是中国企业走上国际有几点可能要思考。

第一个，中国企业的组织，我个人叫它关键人的组织，它是企业家就是最大的核心竞争力。这个组织，每个企业，包括华为任正飞一走，可能就不是华为了。包括联想，中国所有这些走上去的企业，都是关键人国际化思维的成熟和考虑得全面不全面，决定了下面的战略是不是可行。

包括现在的民营企业要买悍马品牌，这个关键是我们怎么有更好的关键人，中国人的组织人和西方的组织人的特点不一样。走出去，我考虑到有两点，我个人接触的，比如我们参与中兴通讯跨国经营的例子，你打开中兴通讯的网页第一句话就是忠于中兴事业，但是它的英国员工就不认同这点，说我们只是雇佣关系。中国企业走出去，组织文化非常重要。

我看过一个研究，来自非常有名的研究机构。在纽约成立于1917年，它每年会找一些世界一流的研究专家，来研究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话题。我记得在03年初的一个报告，原题就是探讨全球的CEO怎么样推动全球增长？就回答这个问题，它调查了117个全球的跨国组织，它发现关键就是谁能培养最能够跨国经验的人才。它说技术和产品是很容易跨过国界的，但是能够在不同国家和市场去建立可行的组织机构和盈利模式这样的人才是最缺的。第二点就是企业文化，这个组织的文化是否能够团结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朝一个方向走。这两个谁做得好，谁的全球增长就最棒。这是研究得出的。

我觉得我们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我们企业家就要总结一下我们中国的企业文。，儒家带来普世价值的东西，能不能融入更好的整合世界各地的一些人，来帮我们中国企业。这个一定要思考清楚。

第二点就是人才。我个人更加赞成先有人才，再走出去。如果你没有在海外待过，你怎么管理一些人在海外。所以这个人才，一个是中国籍的国际管理人，就是我们中国本土起来的国际管理人的成长。还有第二个就是外国人怎么样变成了解中国企业价值观的人才来服务于中国企业。这个可以借鉴我们在亚洲做得比较好的，在华人里面我非常推崇恒基电脑，我觉得在华人企业做得非常好，因为整个企业利润只有10%来自于台湾，90%来自于台湾以外。

可以说三星的成功，基本上是人才战略。我举个例子，他们从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有这样的政策。他们每年选最好的人派到国外学习。我认识几个在中国，不管你这一年在中国做什么，但是你一定做完一年之后，回到公司给我报告做了什么。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住三星级以上的宾馆，第二不能住飞机。那些人都坐在语言学院拼命的学汉语，他们一放假就在中国遍地跑。这些人首先是韩国人，会讲汉语，了解中国市场，他将来到中国来工作作出的决策是不是更加好？

另外就是全球战略家小组。他们怎么做？每年在世界最有名的商学院招十五到二十人，这十五个人到韩国待三年，选定你到一个事业部去工作。第一，要求你要讲韩语，学韩语。第二，你一定要了解韩国三星的企业文化。第三要了解韩国。三年以后回到自己本国，包括中国人，到了自己本国之后，一下子可以做管理。这些人不像他们到我们中国发展时招进来的人。这些人会讲韩语，了解韩国文化，了解三星的文化价值，熟悉总部的情况，到了世界各地沟通起来就非常的方便，这个中国企业可以借鉴。

第二个就是LG。他们每年花大概五百万美金培养中高级的合作人才，搞一个专门给他们公司设计的MBA。学了这个课程，一定要跟他们公司的国际化战略有效集合。这些人两年学完以后，马上就用，能力升级非常快。所以我就举这么两个例子，就是作为我们中国可以借鉴。作为我们中国普世价值的企业价值，怎么样传播，要团队世界各地的人。第一培养我们自己的国际化人才，第二要从世界各地吸引国际化人才。

王辉耀：人才问题确实是我们走出去的瓶颈，中国走出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能使用中国的人才，即使没有来到中国，也可能使用不少中国的人才。但我们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不能使用外国优秀的人才。像联想原来CEO是美国人。我觉得中国才刚刚开始开放高管不限国籍概念。

赵红星：我觉得中国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人员一定要转换这个思维才可以做这个事情。转换成全球的思维，即使你不是国际化的企业，应该思维也要先转换。比如像波音公司，因为我在波音99年一直做到2004年，波音公司是很国际化的。我们叫军事事业部，那基本上对中国是不开放的，对某些国家是开放的。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我们做什么事情？它的规定就是除了当时的CEO，底下所有的人，CFO也好、CIO也好等等，必须通过我们办的这个军事事业部国际合作与模拟。我们可以更换国家假设的产品、假设的人员，所有这些高级官员都要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锻炼国际化思维。连续从1999—2004年做了这么多年，把所有的中高级以上的人员，除了CEO本人以外，全部走过一遍。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在国际化的企业，包括不是国际化的，对国际化的思维都很注重。企业高层人士的思维变化是首要的条件，这才可以进行国际化。

王辉耀：还有刚才卫东讲的，现在国际企业确实存在个人英雄主义时代，没有形成一个国际化竞争市场，这块没有形成高端职业经理人CEO的市场，而还处在创始人的阶段。中国企业也走不出去，必须要形成职业经理人，或者CEO的市场，让他们可以互动。

梅新育：今天听大家讲了一些，我觉得大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热情很高。今天在这里，可能要给大家的热情泼一点冷水。我们中国企业往海外投资也好，还是往海外销售也好，我们不是去扮演慈善事业，不是搞慈善事业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对中国有利，我们要有赚的。这样的话，我们投资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获得资源，在危机的时候，可能它那个成本相对低一点。第二个获取海外的销售市场，在这方面出于这个目的的话，我想出于这个目的的投资，应该相对来说是有限的。正是在这个危机时期，我们的贸易伙伴国，它的内需市场总体上面是处于萎缩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外投资，在总体这个危机时期，发展容量是有限的。

第三个，我们在海外的投资，它要长期把收购的企业纳入企业收购方在母公司的长期运营框架里面呢？还是仅仅作为一个财务投资，对濒临倒闭的企业重整之后，然后卖个好价钱退出？我想不同的目的，还是要采取不同的做法。

在这里面，我想如果通过并购的方式，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相当多的一部分并购的对象不太适合整合到中国企业长期运营的方向里面，它反而更适合中国企业作为一个财富投资者低价买进，重整之后，然后以稍好一点的价钱卖出。

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讨论的海外投资，讨论得非常多，尤其对并购交易讨论得非常多。我认为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国际化的发展过程当中，不能不想象一家企业没有通过自有品牌的情况下，它能够把人家收购来，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人家的框架下还能玩得好，我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我们在讲发展的时候，我们可能更需要讲首先在发展之前，我们的前提必须是保证维护我们已有的东西。甚至我们已有的在海外投资资产这方面，面临着新的冲击。

中国的海外投资实际上现在已经相当多了，只不过相当多的海外投资资产还没有在中国政府的统计范围之内。国际化视野、企业文化这个东西可能是那种非常大的企业比较合适。但是中国企业目前在海外投资，而且运营得相当不错的，大量的是那些中小企业，它正儿八经就是按照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来运营，而且运营得相当不错。

运营得不错到什么地步呢？比如说意大利有这么一个城市是欧洲的纺织品集散和生产中心。这个地方，它提供了整个欧洲市场十分之一的纺织品。这个地方的纺织品全部都是华人企业生产。这些华人企业有一定实力，但是显然它现在不是那种很西化的跨国公司，它将来就是进一步做大，我估计也不可能是那种很西化的跨国公司形象。

就是说对已有的这些规模不大的，在海外的中国的投资，中小企业的话，我们在讲发展之前，首先要考虑这一笔资产，已有的资产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给它创造好一点的环境和条件。因为这些企业，相当一部分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危机当中受到了冲击。正是这些企业为我们已有的外销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我想在发展之前，不先把自己的技术搞得牢固一点的话，发展是很难的。我想今天圆桌会议的目的是要建言献策。那么建言献策的话，我个人认为决策者可能两点比较关键。一是从中国利益的视角来讲。而不是讲以什么国际准则来讲，那些对决策者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二是预见性。目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仅仅建议大力发展在海外投资什么，我想这没有任何预见性，对决策者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现在要说中国企业要大力发展的话，它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在国内国外引起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潜在的后果？我们怎么样把它的利益最大化？怎样把它的负面后果抑制？这样才是有预见性的，而且对决策者更有参考价值。

王辉耀：谢谢梅新育研究员。我想咱们会议还有一个主要目的是确实中国“走出去”到了一个临界点。比如最近金融危机，中国企业走出去成功的不多。刚才你讲的比如说意大利的，其实意大利模式也是温州模式的一种。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只有温州模式的一种，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模式？

王卫东：一个公司的增长速度快慢，它有两种方式。我们在座的学者都研究过，一个是内部增长，一种是收购，很简单，收购很快。我可能二十年三十年，如果不通过收购的话，把它养起来。但是这样成本很高。那么怎么快呢？如果我有融资的手段，我可能三年上市、五年上市，我有市场的资本运作。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有这个竞争力，这是前二十年不可想象的。中国人能做到，这是中国人努力的结果，应该自豪。

另外最近走出去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调整是正常的。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做，不像其他国家做了很多年了。所以我觉得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对策，怎么能做得更好。

像最近有几个大案例，中海油、海尔没有做成。海尔没有做成这是好事，当时美林的财务顾问说，为什么没做成呢？因为付的劳工费用太多了，收购完之后，大部分要付这些劳工的退休金，所以从财务角度来说，不值得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放弃了。当然，也有文化的冲突，如果中海油使用的钱找战略投资者，比如美国投资者的话，可能这个结果不一样。因为刚才几位发言人都提到了文化差异，因为中国的思维是Top  Down，但是在美国的思维不是这样的，话说完了还要跟当地政府打交道，还要跟股民打交道等等，只有都同意了，你的收购目标才能实现协同效应。

类似这种，刚才也提到了日本有很好的经验。日本八十年代也跟我们现在差不多，有很多等于是现金，有着现金时，心里底气很足。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吸收日本的教训，它进美国市场以高价进去，退出的时候是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了，赔了很多。我们自己也在业务中解除了一些企业家，他们也讲过他们的失败教训。比如有企业家讲，他去买一个美国公司，花了一千万美元买的，最后在整合时发现花了两千万美元、三千万美元，结果他心里根本没有数。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可能有几点给企业提一些建议。

一，我们向最成功的企业学习。如果一个企业只收购过一次企业，做过一次收购，那它的失败率会偏高。但是经常做收购的企业，它的成功率很高。比如思科，思科有一本讲收购战略的书，我觉得写得非常好。这个企业它有自己的收购思想、收购哲学，另外也有收购的团队。通用电器只收购自己同行最好的企业，如果不是最好的不收购。我收购完之后，肯定是成功的，因为它是最好的，不管多大。思科，因为它是技术企业，它需要最新的技术，技术对思科来说，就像水果一样，你不吃就会腐烂的，因为总有新技术出现。所以它总寻找最新的技术买过来，来更好的做它产品的一部分，维护好现有的客户。所以这两个收购哲学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在各自的领域非常成功。这点，值得我们中国企业借鉴。各个企业，你自己的哲学是什么？另外要有自己的团队，这个团队是可以沉淀下来经验的。这个人收购过其他的企业，再做的时候，就知道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从挑选企业，到做净值调查，到估价，到最后的整合，都很清楚。

另外，中国企业还应该注意怎么更好的利用中介机构，包括怎么更好利用投行、财务顾问、利用律师，利用会计师事务所。因为中国企业没有很多的收购经验，除了现在唯一有的海尔还比较成功，它当时有十几家的顾问在做。所以我觉得既然没经验怎么办？请别人帮你。所以请这些高手、专家，这样你可以避免你的失败，把风险降低下来。所以，不是说任何人收购都一定会失败的，失败是有原因的。它可能没有实现妙算。《孙子兵法》讲妙算，你算多了，你算成功的概率就高了。所以要请非常好的顾问，包括不仅请律师、正常的财务顾问，还要请文化顾问。你看台湾花很多钱在美国游说美国国会议员，我们也可以花很多钱去游说美国国会议员，游说是合法的嘛。我觉得中国企业也应该游说，你要把它说通嘛，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我们来美国我们是合伙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共同创造财富，我觉得是好事情。所以一定要在收购之前，把这些都算好，这些问题都考虑到，请各方面人员来帮助。这个成功率会很高。

王辉耀：我们也可以在美国应该建立一个在美企业的华商会。在中国有美商会、欧盟商会、日本商会。而到美国去，好象华商还是老华侨的概念，我以前提过新华商的概念，应该组织起来。

张世国：刚才很多专家从不同角度谈了企业国际化。我个人认为，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在目前的金融危机形式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与合作最重要的是要创新国际化的思维。我们是一个大国，我们现在如果都是从技术层面，每一个企业到海外并购、收购，最后会怎么样？我们做到最后，每个国家都怕我们，我们为矿产资源到海外一扎堆收买，最后都怕我们。所以这种大国的经济体，它的国际化，绝对跟美国、日本、欧洲全球化布局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自己最近的思考，中国的企业全球化或者国际化的思维，一定是内外结合的这种国际化。我们的海外全球化布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为了品牌，为了技术、为了资源，我觉得这是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我们的国际化通过获取这些资源以后，我要把中国的特点和国际上的特点结合起来。

举个例子，我们很多企业在美国或者在德国并购也好还是采用股权合作也好，还是一些别的什么方式，合作的结果首先要增强我们本土的竞争力，这是立身之本。我本人以前研究跨国公司做了好多年，我们发现欧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有一个特点，有本土的根据地。无论是沃尔玛，还是戴尔，还是思科，没有本土的根据地，在海外折腾来折腾去，没有基础的折腾，最后肯定还是不行的。

举个例子，像沃尔玛公司，现在它的全球化搞了将近二十年，但是美国本土的销售收入仍然占60%以上。我相信，思科公司、微软公司都是有这种情况，它有本土化的根据地。我想我们所有的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第一目标就是利用海外的市场，技术、资源、品牌也好，要巩固我们国内的市场，然后才能实现国际化。

第二点，我们国际化的战略，就是说现在要分清产业的结构布局。我们现在媒体在渲染一系列国际化，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实际上有明显的一个缺陷。我们拿出几家代表性的制造业公司在那说事。我们的制造业是什么？我们一无品牌、二无技术这样的制造业，但是我们有大量的加工能力，这个加工能力恰恰我们是中国最核心的优势。我们为什么很多公司做海外的贸易，因为我们是制造业公司。如果从产业层次来说我们的是初级产品，我们的中石油虽然没有美国的美孚这些公司做得好，但是实际上中石油中石化的公司是做得不错的，联想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是它国际化做得不好，是它进去以后管不了联想体系之外那一波人。怎么办？它就得把戴尔的人引进来带领联想的人。结果所有的时间都耗在内部整合上，最后丧失了进一步升级整个企业经营框架的机会。它开始做得是不错的，所以联想这个路是对的，但是碰到金融危机也没有办法。

日本迦南公司的总经理前些日子还在跟我联系，迦南公司的损失非常严重。所以我认为第二一点就是要分清产业。我们现在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我们的服务业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我们的金融业现在整个市值都在靠前。因为我们现在不到出拳的时候，因为我们金融业是要做服务的，如果制造业没出去，它过早的出去是没用的。我们的电信现在在全球也是可以的，这块也是不到出手的时候。

现在媒体有什么问题，很多我们到海外去，华人开个餐馆，没有什么支持，都做得很好。我们在国内市场打了多少年的基础，一出去就不行了，这个跟媒体关注的焦点有关系。

第三一点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现在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机会，现在一方面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尽管资产相对有一些回弹，但是这里面的机会仍然很多。最近力拓这个事出来以后，08年力拓公司在那收购的时候，所有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你收购的兑价与以后我的资产价格不匹配，你低估了我们的价格。195亿美元做下来，然后这个是可以谈的，可以说220亿，可以说230亿。是呀，最后不给你机会，我是摊牌毁约，这在跨国公司非常常见。力拓这样的机构是以毁约的面目出现的。我本人认为，主要是因为矿产资源整个的销售收入占澳大利亚50%。

第二，力拓本身谈的时候，一点优势没有，因为谈判是讲究优势的，中铝正好可以提供这样的优势。现在这些任务完成了，到了摊牌的时候，毁约。这里面很多的东西，是跟国际政治是联系在一块的。鉴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因为咱们国有企业这块海外的投资、并购也好，这块已经解决了。还有更重要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这里面有篇文章写民营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国际化、全球化。这些企业现在整个融资的能力或者融资的机制没有解决。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要把国家现有利用金融危机时期创造的国家信用，嫁接到民营企业这个基础上。这是在座各位应该呼吁的重点。如果我们现有的民营企业有好的，能够得到国家信用资本通过某种机制的整合。因为海外投资没有钱，银行是贷不出来款的，没有信用，没有资本金，银行怎么贷款。因为都是股份制。

现在一方面我们要抓海外的机会，一方面没有钱，没有钱能国际化吗？不能国际化。所以我个人认为第三个建议，就是关键要把国家信用如果嫁接到民营企业发展上，国际化投资上。

实际上这里面我可以举个例子，日本在这块做得非常好日本现在的机制叫产官学机制。我们现在的机制是什么？我们现在是产学官，官现在在后面，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日本很多研发的投入，在座可以做调研。一方面没有技术，另一方面研发投资从何来？我们的研发也不少，但是因为体制机制的原因，我们的研发很多资金没有用在实际开发上。而这个东西，日本都是一些财团的体制，它这个资源是有效的利用。企业在做产业化，日本经常有一个公司，三分之一是社会招聘，三分之一是官员，当然这个机制在中国好象不合适。通过这种机制，我们去年做一个调研，日本政府经常设1000万人民币的资金在中国打这个市场，日本的人士可以来查每一张发票，说这个钱全部用在中国了。

林永青：我不太同意您讲的。中国金融体制有很大的问题，属于国家金融，没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日本的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就是日本很多的金融，包括美国，很多是民间的金融，它可以贷款给民营企业，它来承担责任。现在请问哪一家银行可以为民营企业去贷款来承担责任？它宁愿给国企，反正对政府来讲就是一个财政的问题，实际上变成了财政战略，一个口袋放进另一个口袋，它可以承担责任。即使现在开放，我相信很多银行的经营策略也不会向民营企业来进行开放。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牵涉到更大的问题，金融怎么改革？所以，实际上刚才您谈到创新，我觉得如果要分散创新，不完全让企业来创新，让政府金融来支持，而要把金融行业也创新，这个才有可能。这就是我的理解。我们自己在做企业做很多年，跟银行也在打交道。从它的出发点，就不可能让它来承担这种风险，我觉得也不合理。如果我是国有银行的负责人，我也认为不合理。我为什么需要承担一个风险很大的事，它本身也是一个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一点，实际上刚才赵教授谈的，关于企业的高层要转换观念，我有一点个人的应该不算不同意见，应该算是操作性层面的意见。中国现在企业缺乏犯错误的条件。实际上所谓国际化也好，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些战略举措，不是能够教育出来的，一定是犯错误犯出来的。企业都是这么从小作大的。中国现在的企业，实际上它缺乏一个环境让它去犯错误。现在能走出去的，都是国有企业。包括刚才也提到，媒体一直在谈，它把它赋予一个非常大的，甚至上升到民族自豪感或者中国国际地位的一个作用，就是它没有条件犯错误。我理解说，可以以一种更小的方式来做。

刚才有一位先生，谈到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可能很小，别人不知道，但是它也做得很好。在它可承担的情况下，是可以犯错误的。我觉得如果能够在它可承担的这个范围来犯错误，它会一点一点来做。虽然可能需要更长一些的时间。

还有一个关于文化的问题。刚才卫东在谈文化的问题。其实，如果只有企业自己来做这个文化，实际上是件很困难的事情。美国的企业，像美国的汽车或者各种商品全世界人接受，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产业，所谓的媒体也好，好莱坞也好，它在做很多的工作，但是别忘了好莱坞也是一个私营的开放的非管制的一个行业，他们也是因为他有利润，它才会做更好的电影让全世界人接受它的价值观，文化管理就变得相对容易的事情。用自己的企业文化希望走出去影响这个世界是挺难的，或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比如需要媒体，或者软实力这部分，这部分又涉及到开放管制。

刚才谈的三个问题，我只有一个观点。其实政府对企业管得越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越多。我都不太认为需要政府来扶持或者什么，其实越扶持可能越坏。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在里面。所以，如果政府能够开放得更多，实际上走出去的企业也会更多。

冯闻军：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其实做了很多的项目，像中石油，中亚、东南亚，可以进行石油开采。还有一些像中国的大的电力公司，像大唐。我感觉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首先应该有一个目标，首先应该从企业自身的需要来出发，就是你为什么走出去，和这个企业发展的战略应该必须结合起来。刚才张主任讲了，是不是和国内的发展结合起来，还是你为了获取资源，还是为了获取市场，还是为了获取这个技术。这个目标要明确，有了目标以后，还要选择方向和自己的途径。

我们代表了中国企业去投资有一个特点，可以跟大家进行交流。我们这个投资，并不是到美国发达国家去投，反而到欠发达的地区。像非洲、津巴布韦、苏丹，这种地方大家觉得很落后，中石油有一些人跟我们一起聊的时候，去的时候，都担心会不会被人绑架。还是我们每年去跟人家谈，人家电力部部长都是穿着军装，带着有军衔的军官们谈，为什么中国愿意去这些地方？而不是到美国的发达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有资源，有机会。而这些国家跟中国政治上还都可以说过得去，友好。那么中国企业到那边投资，它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走出去的问题，现在需要关注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多看看这些地区，而不是把眼睛全都盯在美国这种地方。

现在提出来美国面临金融危机，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抄底的机会？但是美国还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因为我在美国也工作过。当时美国2000年左右的时候，也是一次危机，当时我们在港口，我们28条船进不了港，为什么？美国工会罢工。每年七月份，工会都要闹点事，要求提工资。实际上他们装卸工人的平均工资已经年薪10万美元了，往里面敲单子的操作员年薪都六万，但是每年还要涨。你要不涨的话，他就不给你干活。那没办法，后来他们那边有律师，我们这边也有律师，两边都在谈，扯来扯去。最后没办法，因为经济不好，他们不允许随便裁人，还要求有这补贴、那补贴的。后来，我们有些在西部沿岸，把人员迁到芝加哥、波士顿这些地方。工会是很费脑筋的问题，中国如果到发达的国家，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尤其制造业。

我们前几天有几次跟广东核电集团的法律顾问开会，法律顾问给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广东核电也是到世界各地跟人家做项目，谈资源，比如到非洲很落后的地方跟人家谈。当初，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到中国来投资，他们是怎么想的？中国那时候法律也不健全，他们为什么能投？他们靠什么方式做？把这个问题想好了，对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意义。我们只要走出去，就要看当地的情况，能不能适合当地，按照当地的游戏规则去操作。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走出去眼光还是要放得更开阔一些，不要仅限制在美国这种发达地区。在这个时期，有可能欠发达地区对中国来讲机会可能更多。

林永青：我们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应该是向政府建议。我不太认为我们应该在这里讨论说如何给企业建言献策。企业这些人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十年、二十年能活下来，它都有办法。所以我们应该更多把重心放在如何跟政府建言献策。所以我的观点，我想再补充一下，我们在做互联网行业，现在很多企业的上市，政府是限制的，你不能去国外上市，必须在国内上市，它还做很多的限制。包括当时阿里巴巴很多企业都是这样，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个只是一个小例子。

我理解，我们建言献策应该做什么呢？让政府更少的来干预企业，企业自己能够活下去。反正是市场经济嘛，走出去能活就活，不能活，死掉就算了。总有人经过竞争能够脱颖而出，只要政府不要更多的干预。假设我们企业去美国上市也好，去英国上市也好，政府为什么来干预呢？我理解从政策层面，我不太认为经济学家需要太多的给企业建言献策，其实这个是企业战略。企业战略的问题，我觉得企业自己会考虑。更多我们来考虑一下，跟政府这边如何给企业更多的宽松环境，我觉得就可以了。不需要有什么扶持政策，只要不管就更好了。

王辉耀：说到政府，最后请咱们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的林会长来讲一下。

林会长：听了大家今天下午的讨论，很受启发，我在国外待了十多年，非洲两年，亚洲四年，澳大利亚六年，一共十多年。国内主要是干吸引外资，外国怎么样到中国来投资。到澳大利亚时，我对发达的国家也有了解。美国我也去过，而且我在美国通用也实习过四个月，对他们一些情况也了解。我觉得走出去的问题，我现在不代表学会的观点，代表我自己的观点。首先我们要弄清楚，要分开。是民营企业走出去？还是国营企业走出去？民营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我们很早就走出去。但是国营企业走出去也有，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是大部分是不成功的比较多。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成功的相对多些。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这些往哪走出去？我觉得按照中国现在这种水平，我们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去，比较适合于我们的情况。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人员管理，还有我们跟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我觉得方向应该在那。特别是一些制造业，一些种植业，这些养殖业，要到发展中国家去。

至于发达国家采取并购这种方式，我认为要非常谨慎。为什么要非常谨慎？第一，首先要从政治角度出发，国营企业到国外去收购，首先要考虑政治，还有意识形态。毕竟中国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冷战思维。这次中铝收购力拓失败，也是有一个冷战思维。因为这些冷战思维在老百姓当中，在政府官员当中都是有一部分人的。比如，我们的中钢开始建立了合资企业，人家欢迎。但是你涉及到它的主要方面，它的法律审查首先就要严格。因为你是国营企业，再加上你是共产主义国家，日本去收购没有问题，其他国家到那收购就没有问题，你中国去收购就有问题。我们中国企业现在想得比较少，觉得我有钱了，我都可以去干。不管是中海油也好，这一次的中铝也好，还有其他的，甚至信托投资公司在澳大利亚收购一个铝厂，都遭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考虑，我们今后的国营企业出去还会碰到问题。

还有刚才很多先生已经谈到，这些国家老百姓的情绪，尽管我们如果是收购了这些企业，要是当地人管理，那比较好办。如果是中国人的面孔一去，老百姓就很反感。所以，我在澳大利亚也发现很多这样的企业，开始我们收购，我们用当地人管，管得差不多了，我们能够进去了，然后再进去。

政治因素，除了刚才其他专家讲的因素，我要特别强调一下，现在冷战思维的思想，还是在政府当中，老百姓当中都会有的。我们走出去，我们学会也是在“走出去”这方面做了研究，我们学会下面也有“走出去”企业研究中心，王会长也是我们学会的副会长，也在这方面搞走出去企业的研究。我觉得我们国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计划。这个不是说谁都可以出去，像日本人取得成功，韩国人取得成功，它都是国家有个战略，不是我们国家怎么样来进行，特别是遇到收购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多。其他的，比如说不牵涉它的核心利益了，那就没有关系了。你去开个餐馆，这就无所谓了。你去搞小一点的缝纫厂，无所谓。但是你真正牵涉到它的整个行业了，就有问题了。而且有一些行业它规定不允许你进入。

赵教授讲得很清楚，美国通用国防部门连中国人参观都不让你参观，也不让你工作。这一方面，国内的企业家想得比较少，我简单补充这么一点。

王辉耀：谢谢林会长，刚才讲得非常好，也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总结。最后，因为时间关系不再多讲。总的来讲，我们今天大家，各位专家、学者都讲从方方面面论证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这种必要性。特别是两位从海外来的专家，另外还有我们在座的律师，还有我们其他政府协会的专家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从各方面层面论述了走出去的必要性和他遇到的问题和需要面对的未来的挑战。我想作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我们也要进一步研究分析这些新的现象和问题，提出新的对策和建议。这次会议，我们会整理一个材料发给大家，另外就是上报到有关部门。最后，再次感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附（参会人员名单）：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

赵红星    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约翰库克商学院教授

魏小军    加拿大麦科文商学院亚太管理系主任

林  坤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陶庆华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副主任

林永青    价值中国网CEO

陶景洲  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合伙人

冯闻军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王卫东    德恒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

张世国    发改委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研究部副主任

黄伟东    磊石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  鹤    教育部《世界教育信息》杂志编辑

女儿安琪、儿子安东：

自从有了你们，我怀揣着做父亲的喜悦，借着穿梭于香港、北京、加拿大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机会，四处走，四处看，我希望设计一条路，让你们少走一些本不该走的弯路，让你们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美好的的人生。

国内教育存在着“一校终身制”的现象。学生上了一个学校，被分配到某个班级后，基本上就会在这个班一直上到毕业。这种从一而终的做法，固然有保持教育连续性的好处，但数年如一，天天老面孔，容易形成思维惰性，影响孩子的创新意识和交际能力，也使孩子正在逐渐成型的思维、个性、知识、视野受到单一教学模式的局限。

国外现在的许多学校并不是这样。很多学校每年都会对各班学生和老师在全校范围内进行重新组合，使得班上年年都有新面孔；有的学校甚至还与其他国家的学校结成教育联盟，定期组织学生进行交流学习，以丰富教学内容。

我从小学到中学，可能就接触过十几二十几个老师，而你们就很幸运，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学校，见识过不同国别、不同背景的老师，加起来可能有上百个，更不用说他们接触各种不同背景的学生了。我坚信这种多元化的学习将会让你们终身受用。

每年春夏冬三个假期，只要一有机会，我都会带着你们四处游学，你们去了国内大部分地方，也去了美、欧、亚、非四大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知你们是否还记得，2003年，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我安排你们去巴黎学一年法语，同时也让他们了解亚洲和美洲的文化之后，再亲近一下欧罗巴文化的博大和与众不同。

去了法国后，你们每天都捧着厚厚的书本进行背诵，和中国学校要求的一样多。不过，法国教育却不是死水一潭，回家后，你们告诉我，课堂上老师还是很注重活跃课堂气氛，调动你们积极性。老师常将课堂当作法庭、议会甚至联合国大会，引导你们就热点问题进行辩论。

安琪，你当时告诉我说，你所在的班级以“伊拉克战争是否正当”为话题，在全班展开讨论，并且要组织辩论比赛。班里的学生被分成几个小组，分别代表中、法、俄、美、英等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伊拉克。组员们要搜集资料，一同讨论整理，最后推举一名同学作为代表人在全班进行辩论。除了伊拉克，其他五个国家的学生班里都是有的。安琪自然被分配在代表中国的小组里，而且大家一致推选由她来代表中国在安理会发言。

安琪受宠若惊，一回家就开始感慨，以前觉得自己离中国挺远的，现在成了祖国的代表，一下子觉得中国两个字成了她头上的光环，让她成了一个中心点。

那段日子家里很热闹，安琪成了家里的小政治家，每天放学回家后就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连吃饭时都不歇着。举行辩论会的当天，我清楚地记得安琪一早就起了床。安琪，你还特意说，“这次当代表的同学里面只有我是女孩子，我要打扮得像样些。”你穿上了我为你买的新套装，像一只轻盈的小蝴蝶，翩翩地去参加辩论会了。老师邀请了很多家长前来观看这次辩论会，我也坐在下面，能真实地感受到你的话：你现在是代表中国的。你一手拿着演讲稿，一手配合性地做些手势，以流畅的法语陈述关于中国以和平政策解决伊拉克问题的观点。由于法国政府的观点与中国接近，而听众中法国学生也不少，安琪，当时你获得的掌声次数最多，最热烈，我为你骄傲。

安东也一样给过我惊喜。你还挺沉得住气，居然事先没向我们透露风声，一个人悄悄地当了回“中国导游”，直到把奖品搬回家时才和我们说了。我心里暗暗赞叹，安东开始长大了，像个男子汉了，学会了韬光养晦啊！

安东，你的班级是组织实践课，要求大家以中国为目的地，全班组团来一次为期两周的假想旅行。每个同学都要扮演一个角色，可以是旅客，也可以是旅行社管理人员，你自告奋勇地当上了导游。 “每个同学把他们想要玩的地方告诉我，我整理了一下，选了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像长城、故宫、上海滩、三峡、秦始皇兵马俑什么的。大家在纸上画个箱子，把自己要带的旅行物品画在皮箱上，然后就在我的带领下开始旅游。教室一会儿变成了海关，扮演海关官员的同学要检查护照、盖章、放行；一会儿教室又变成了机舱，扮演服务员的同学为大家服务，分发食品、饮料；还有的同学扮演随团的医生、翻译……等到了中国，我就开始给大家当导游。我带着大家参观了故宫，和他们说中国皇帝的故事，到上海一定要看东方明珠塔，还有三峡的神女峰……”

一想到这些，我都情不自禁地微笑。

往日在温哥华时，你们总在潜意识里把自己当成加拿大人。而一个中国的“代表”，一个中国的“导游”，让你们对自己祖国的理解更深入了，开始感觉到身为中国人是值得自豪的事情。这才是我带你们游学的最终目的。外出留学不是为了培养出两个“小洋鬼子”，而是期望你们在外面的世界也能看到祖国博大精深的人文内涵。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带你们游学世界，是我正努力做到的。让你们体验多种校园文化，进而融合多种文化价值观；让你们多参加课堂之外的夏令营和社区活动，培养独立的社会生存能力以及社会交际能力；带你们去世界各地的著名城市旅游观光，见识各地的风土人情，开拓心胸；培养你的情商和财商，这往往能够决定你们一生的命运；我还要带你们“回到过去”——寻根，希望你们都能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骄傲，任何一个国际人也必然都有自己文化的根。

                                                        父亲

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之一：

新加坡的人才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主讲：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教授
主持：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王辉耀
主办：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

 
　　应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于5月31日（星期日）下午3时至5时在欧美同学会会所进行了有关“新加坡人才战略对中国的启示”的学术圆桌论坛和交流。
   
    王辉耀：今天的月度圆桌论坛，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郑永年教授，郑永年教授是海内外知名的学者。
    今天谈的是“新加坡人才战略对中国的启示”，郑教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也是海内外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曾获得美国普利斯顿大学博士，也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现在还担任《中国国际》杂志英文版的主编，《东亚政策》英文版主编，包括还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栏作家，我们经常能看到郑教授的文章，特别是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在国内的《参考消息》，他是转载率最高的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出版著作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等六部。下边我们就热烈欢迎郑永年教授给我们做介绍。

    郑永年：谢谢，我在新加坡待了很多年了，对新加坡的人才战略很是了解。新加坡跟香港两个城市互相竞争，香港政府也很担心香港的人才，新加坡的人才战略也在变化，新加坡是非常典型的“人才建国，人才立国”的国家，它的一些经验值得参考。当然，它自己本身的人才战略也学了很多国家。这次座谈会是上次辉耀在新加坡提出来的邀请，这个题目很大，我就讲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我觉得新加坡的人才战略要从新加坡建国开始谈，前几个星期听李光耀讲，他说新加坡刚独立的时候，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没有任何资源，怎么样才能活下去？甚至新加坡到今天为止也在担忧：新加坡是个小国家，如果犯一个小错误就可能没有了，他们的人民都很担心五十年以后会不会有新加坡。新加坡刚独立的时候，没有国家看得起新加坡，包括美国和日本，大家都想看看新加坡能活几天。李光耀当时也很年轻，三十几岁就是总理了，他上次讲自己的感受，就想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做成功了，人家才会尊重你，看得起你，他开始研究，新加坡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地方，怎么能成功，他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才，新加坡最好的资源应该是人才。

    郑永年：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这样的后发国家，什么都没有的国家，怎么样生存，怎么样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首先必须保证政府拥有一流人才。首先，因为这跟它二战以后反殖民主义有关，通过人才才能建立国家，直到今天为止，新加坡还在跟美国走不一样的路，美国认为最聪明的人才都经商，做科学，政治界都是二流。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要发展，要把最好的人才弄进政府，这跟其他的不太一样。他觉得一流的人才要弄政治，所以新加坡政治人才一开始就很开放，政府一开始就扮演一个伯乐相马的角色，所以首先就弄到了一批人才，只要你为新加坡服务，我就选拔你，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新加坡是用社会培养人才，培养政治人才。许多党派基本上是党自己培养人才，用自己的体系培养，新加坡不是这样的，新加坡的执政党是看不见的手，谁是党员谁不是你也不知道，党员有多少，现在他们告诉我这是从来不会公开的，因为党是看不见的，是隐性的。干部党员有多少呢，更是秘密，PAP（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英文全名为The Peoples Action Party，以下简称PAP）的人告诉我一个屋子能坐得下，它的党部是一个一般的居民楼，很小的，所以它是用精英治国，人才哪来，就是社会培养出来的，吴作栋他们成为议员之前都不是党员，需要你的时候，把你拉进来，明天就是议员了。
    社会培养人才有几个好处，一是社会培养的人才在各个领域都做得很好了，老百姓认同，比如你管理大公司、管理教育系统都很好，本身人们已经认可你了，很有成就了。第二他们以前是精英人物，已经有了社会地位，经济很好，所以没有必要腐败；第三成本很低，因为人才在互相竞争，自己搞系统的话比较难；第四跟社会能搞好关系，PAP也是群众性的党，党的干部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它是非常强调的。
    这里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高薪养廉的问题，养廉只是高薪的其中一个因素。PAP的高级干部本来就是社会上非常成功的，为什么还要高薪？因为要与社会、与企业界竞争人才，如果你在社会领域能赚一百万一年，政府里面，只是给二十万一年，那么聪明的人为什么要给政府干呢？所以它就说我给你那么多工资，就是为了跟企业界竞争人才，现在为止它的政府部长，总理、副总理工资怎么决定，就是在企业界弄一个平均数，这样弄出来的，香港的廉政公署有些方面也是学新加坡的，但是高薪养廉新加坡比香港做的更好。最近卢武铉自杀，新加坡又在讨论新加坡的高薪养廉的政策是对的，因为东方的社会对领导人需要很高的道德水平，用道德来约束自己是不够的。包括英国现在也出了问题，英国以前因为是贵族从政，贵族从政基本上家里有钱，不用腐败，现在是平民政治，但是他收入不高，所以英国也出现了腐败的现象，所以我觉得高薪养廉有很多的功能。
    新加坡最关键的就是政治人才，有了政治人才之后，再去讲其他的人才。新加坡的经济人才基本上也是向全世界招收，新加坡今天的淡马锡，相当于我们的国资委，下一任总裁是澳大利亚人，新加坡很多的银行都请外国人，所以经济人才是完全开放的。李光耀有一个庞大的人才团队，有一个全球性的商业咨询团队，这点非常了不起的，国际定位，所以他对新加坡的产业研究完全依靠很多的国际力量，产业升级靠很多国际性的人才，中国的产业研究和新加坡的产业研究，实际上中国的产业研究只有宏观的，新加坡有很多的微观层面研究做的非常好。微观的产业研究是这个产业未来十年怎么走，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不多。
    这一点新加坡做的非常好，就是请进来，请了很多的人才进来，当然国内也有争议，银行的很多老总都是外国的，赚走那么多钱，一年几百万，国内的人也有意见，包括科技人才也是一样的，顺便说一下，新加坡现在的收入分配分化的非常严重，因为它有两种工资，一种是国际人才的工资，一种是地方人才的工资，国际的人才工资远远高于地方人才的工资。李光耀认为如果国际人才不来，就到其他国家去了。
    新加坡政府做工作也做的非常好。新加坡的收入差距非常大，但是它一定会保证一般的老百姓非常体面地生活，基本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所以当地人才不排斥国际人才。而它对国际人才的各方面的照顾我感受是非常深刻的，欧美国家是没有这样的人才政策，因为他们知道，新加坡只能提供比欧美国家更好的条件这些人才才会去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本身市场就比较小。
    它还从中国吸纳了很多年的人才，这是史无前例的，新加坡现在跑到中国从中学就开始寻找人才，弄到新加坡，有很多的奖学金，它认为吸收一百个人才，他知道绝大部分人才都是把新加坡当跳板跑到美国去，李光耀说如果这一百个人才里面我留下五个我也赢了，这样的人才非常少，所以政府有非常的眼光，花了大量的钱在这方面来引进人才，很小就开始引进，不是说博士毕业才开始。马来西亚很多的人才实际上也是被新加坡挖走了，现在它很多的部长都是从马来西亚过去的。
    另外它也有走出去的战略，它产业升级，要搞医药方面的研究，新加坡专门有一个部长负责，挑选最好的学生，每个学生花几百万送到欧美最好的制药厂和学校，或者研究所，送出去培养，然后再回来，一下就走到了产业的顶端，有点像中国的计划经济一样，它做产业升级就是要做就做到最好，它有一个优势就是不敏感，新加坡很小，送出去人才到人家的大实验室人家都接受它，所以它确实有优势，新加坡医药方面的转型，你可以看到，十来年就转型的很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这个行业基本没受什么影响。
    还有就是它的教育系统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的，你看看我们亚洲国家，包括中国，甚至早期的日本，中国台湾，香港，它很多大学的升级非常厉害，新加坡只有三家大学，还有一家是前几年才弄的，它是大量培训技术人才，为什么这么做呢，它想避免低层次的重复的研究。现在研究所设了很多，但是大家都是做低层次的重复的东西，它的大学基本上两个类型，一个是做教育的大学，不用做研究，还有一种是做研究类型的大学，像国立大学。
    其实美国也是这样的，美国也是研究型的大学和教育类型的大学分开的，新加坡还有一类，教授是叫实践教授，这些人非常能干，但是他不会写学术文章，这也是人才，组织性的人才。任何学校组织性人才也非常需要。还有一种是研究类型的教授，它为了给各方面的人才创造制度空间，这方面它们做的很好。我觉得它的成功是参考了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日本当时向德国也学了早期的工业化经验，它觉得教育研究一定要跟工业化、产业化、城市化相配合，不要浪费人才，这个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的，包括马来西亚也是这样。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高工资跟低工资，因为新加坡是强调专业主义，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地方。我听了一个教授给我讲，他是新加坡的市政设计，PAP的党员、干部，每个周末都要有民众接待活动，接待就需要场所，它就说总理的接待是不是就要比一般议员的大一点，他们就开会，他们觉得应该一般大，最后就改成一般大，它是从专业的角度出发的，这是他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我感觉到人才的开放性非常重要，李光耀对中国的新移民有过几次讲话，他把中国那么多的学生找过去另外一个目标也是跟本地学生竞争，因为新加坡本地的学生有点养尊处优，现在把中国大陆学生弄过去，很多奖学金项目考上的都是大陆的人才。当然新加坡移民的数字永远不公布，太敏感，有马来人、有印度人，基本上他要保持华人足够的优势，因为它自己本国人的生育比例非常低，因此要靠进口华人，香港和台湾人不去，所以就是中国大陆人去了，中国大陆人口差不多占它的15%左右。
    新加坡看到美国为什么成功，主要就是人才，同样是移民国家，所以它对美国人才的变化看得特别清楚，美国要招什么人才了，它也要招什么人才，它觉得中国人才去了用着比较舒服，欧美人才去了没几年又走了。当然现在的人才竞争非常激烈。现在日本人也说要开放人才市场，日本的国际化其实是很低很低的，他只会把人才送出去培养，吸收人才是比较低的。
    新加坡的人才竞争主要是跟欧美国家的竞争，所以他是觉得越来越离不开人才了。精英治国，对这帮精英绝对是高标准高要求，然后带动其他的，所以它的人才战略跟它的国家建设，跟它的国家整体的发展是相关的，人才也是它的立国之本，有了人才，什么东西都能办起来，没有人才什么都没有，水都要马来西亚提供给他们，所以它的人才战略很好，我觉得没有人才就不会有新加坡。

    王辉耀：刚才郑教授讲的非常好，今天下午的会也是一个建言献策研讨会，郑教授非常全面地介绍了新加坡的人才计划，对我们中国的人才战略很有启发。我们下面还有一半的时间，开放给大家做交流介绍，包括在座的有从新加坡回来的人，像陶庆华。

    陶庆华：我在新加坡待了十四年，我更多的是抛砖引玉，更多的是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跟大家探讨，刚才郑教授提了很多，我在新加坡很有感触，李光耀当年做演讲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些观点，我当时也在场，还有PAP大选的时候提出来很多著名的观点，有些观点引起了后来新加坡国际社会广泛的讨论，比如说高薪养廉，新加坡的内阁从总理到主要的部长都是百万年薪，当时我记得新加坡民主党的部长，是我们过去的同事，反对党跟执政党之间进行辩论，徐顺权等就提出来，今天奥巴马也才二三十万美金，新加坡的GDP跟美国的GDP也不是同一个数量级，新加坡就讲我们的人才非常少，如果新加坡的财政部长个人的素质都比不上一个民间的银行的话，怎么领导这些银行，你作为政府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新加坡政府提供给财政部长的工资，至少是社会上私人银行的一半吧，如果只是零头的话怎么说服这些人给政府工作，所以它就主张高薪养廉。
    新加坡政府在国外有很多的猎头机构，当年我在英国拿博士学位的时候，就有新加坡的类似的机构找我谈话，向你介绍新加坡的总体情况，去新加坡有什么发展，对你在大学里面做的研究，或者你发表的文章，它预先都有了解，其中我印象很清楚的一项是先给你一个绿卡，到新加坡一落地以后就有效了，一个月以内就可以办手续，而且新加坡国立大学提供了一些工资，国际人才的薪酬体系，他们提供的工资比英国、英国、澳大利亚加起来都高，而且新加坡的整个税率是低的，它的综合税率都不到15%，别的国家都有一半了，美国是这样的，英国更是这样，所以综合起来最后拿到家里的钱相当多。
    然后大学里面我第三个感受就是它的管理是微观管理，像我在国立大学，那时候是要求三年完成项目以后，你去哪都可以，回中国也行，你看我们这拨人很多去美国了，去澳大利亚了，很多就留下来了，像我后来是去新加坡的跨国公司里面。
    从我个人的感受，以及郑教授的讲述，我觉得新加坡的人才制度有这几方面，前瞻性、系统化，我们今天研究新加坡的做法的时候，我们大陆也有类似的做法，但是新加坡的做法是十年、二十年以前，很有前瞻性，第二是系统的，第三就是在国际上确确实实是结合本国的发展，因为你看新加坡当年，就有两个大学，国立大学，还有一个南洋理工，过去是理工大学，现在叫南洋理工大学，原来是学院，还有其他一些学院，所以它培养的人才很多是从学院里面出来，培养的经常是实用的市场人才。
    新加坡为什么成为四小龙，像当今新加坡按照国际的综合竞争力，仅仅排在美国之后，位居第二第三位，跟它的人才战略是密不可分的，我觉得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包括从大陆的千人引进计划，规划也比较宏大，未来五到十年之内，平均每年在中国引进千名，在全世界引进百名成功人才，我觉得未来的作用也相当大。
    从大陆去的移民在新加坡人口中占15%，到新加坡更高的研究机构看看中国大陆人，占的比例可能更高，新加坡整个人口五六百万，我当年去的时候只有二三百万。新加坡意识到它国内的市场非常有限，一出门就是出国了，没有国内市场，然后它人口也非常少，所以它认识到了人口也有一个基数，低于这个数什么事都不好办，所以很多做法值得让人反思，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它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很值得我们学习，我就简单说这么一点。

    郑永年：新加坡为什么搞的那么好，就是人才，它无非就是给你的生活，研究提供条件。人家培养出来了，你去买过来了，收买政策成本是最低的，你已经成功了，再把你弄过来，几个人一进来，知识体系整个就进来了，所以用中国所说的赶超战略，怎么去赶超，一个就是人才收购政策，人才完全靠地方培养，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成长起来。新加坡觉得人才是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尤其是科技界，这个知识你有了就是你有了，爱因斯坦只有一个，到了我们国家，其他国家就没有了，这个成本不是说用钱来计算的，我是觉得感触非常深。新加坡即使你是外国人，他也非常信任你，李光耀强调很多次，只要为新加坡工作，那就可以了。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开放的系统保证。因为有的地方，像美国也是一样，我觉得美国吸收了很多中国人才，但是也浪费了很多人才，因为它不信任你，尤其是中国的博士后，全是做实验室的，那么多人才就留在那个位置了，很可惜，他不信任你。

    王辉耀：新加坡对国际人才的重视，包括在全世界设有8个专门挖人才的猎头机构。咱们在座还有很多专家，像社科院人才局的潘局长。

    潘晨光：我以前看过郑教授的文章，观点我很赞成，最近又发了一篇关于教育方面的文章，中国的问题我看郑教授看的非常准，新加坡的情况他全面介绍了一下，这些经验都非常好，但是为什么一到中国就有一个大小的问题，因为中国太大，新加坡很小。另外它没有历史的和文化的那些沉淀的东西，像大学，外国的大学都是独立性很强的，许多人批评说外国科学家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新加坡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我们要是把这个身份、地位、官本位这一套打破了，那又绝不是短期的事。另外，我们差在哪呢，我们关键是差在技术人才，方才郑教授也讲了，实际上来说，我们高等教育培养的过程当中目前来说已经跟不上工业化发展的步伐了，它还是没有从精英的培养方式过渡到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我们要想适合工业化的发展需要，我们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人才，但是大家不肯往那儿去，很奇怪的现象。在上海做调研，一百个人里面都找不到一个愿意当工人的。假设用我的想法来讲，以后就不要叫农民，叫工人这个概念。应该构建一种新的机制体制。新加坡肯定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二元社会的问题。可是中国的户籍问题就在这里，一个人要改变身份必须要上学，然后你才转为一个吃皇粮的人，你没改变身份，你就是农民，你再能干，最后你成为企业家，前边还得加上农民企业家，要给他前面镶上一个农民的概念，这个东西是相当艰苦的工作，要改变过来是很难的。

    魏小军：我知道诺丁汉大学把郑教授挖过去了，什么原因又使您留在了新加坡？

    郑永年：其实我也很喜欢英国，我们给英国政府一直做建议，因为当时是李光耀跑过去找的，所以我就去了，在英国其实收入还是满高的。

    魏小军：人情也很重要。

    郑永年：对，我太太其实很喜欢英国，因为在英国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但他们中国对认知的水平很低，因为离中国太远。我做中国研究，希望离中国近一点。当然，我在新加坡干了很多年，东亚研究所也是自己弄起来的，非常有感情。在英国如果想办一个组织就办不起来，因为没钱，在新加坡几个月就可以办起来了。

    程希：您刚才演讲中谈到中国到新加坡人才的比例占了15%，而且将来有可能会越来越多，还提到欧美人在新加坡留下的不多，中国人比较容易留下，为什么中国人更容易留在那里，欧美人不太容易留在那儿？
    还有我记得李光耀对怎么处理中新两国的关系还是比较敏感的，包括新加坡是东亚国家里面最后跟中国建交的，它一直很避讳跟中国关系的处理，中国人才在新加坡越来越多，会不会对中国和新加坡以后的关系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会不会违背原来李光耀对中新关系比较谨慎的初衷。
    还有潘局长提的中国官本位制约人才，我非常有同感，现在很多政策思路都非常好，包括留学人才这一块，很多留学的人回来以后，看着政策都挺好，结果办一些手续的时候，跟中央的政策精神根本就不一致。我觉得您看中国问题看得挺透的，您对中国改革下一步推进有什么高见？

    郑永年：我觉得改革一定要有一个主体，中国改革主体必须是共产党。新加坡以前李光耀时代公务员退休以后有很好的福利，李显龙上来就把它改掉，这个很难的，但是我给你增加工资了，其他的就没有了，这样来交换。英国的制度原来也很难改，英国传统研究中国古代的叫学问，研究当代根本不叫学问，很看不起，所以怎么办呢？另外设立新的机构用来取代老的东西。我觉得中国引进海外人才没有必要给他个行政级别，更关键的是住房、福利解决了就行了。东南亚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地方，2000多万，现在移民人才很多，怎么把人才整合进本地社会，这个很重要。李光耀就多次出来讲话强调移民要自觉地整合进当地社会。新加坡的老华侨非常爱中国，爱得不得了。以前刚建交，中国乒乓球队去了就给中国鼓掌而嘘新加坡的球队。但我觉得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配合得比较好，为什么新加坡是最后一个建交？不是新加坡本身对中国态度敏感，而是因为有马来西亚和印尼对中国政策敏感，所以印尼跟中国建交以后新加坡才跟中国建交，是为了避免邻居国家对新加坡的压力，所以新加坡最后一个建交，但是建交以前，新加坡跟中国的贸易也是最多的。

    张婷婷：感谢欧美同学会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今天是本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刚才郑教授讲到人才战略，我也注意到一个与我个人业务相关的问题，您提到新加坡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吸引初中生去新加坡学习，现在低龄化的小学生留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拨群体到底会不会造成中国将来人才的流失，中国如何应对这样的国际趋势，中国政府能做什么，怎么做，我也很希望各位专家能有一些好的建议。

    郑永年：我也了解英国，欧洲国家的政策，新加坡是政府出钱来中国吸引人才，其他的好多国家，是中国家长出钱送小孩去读书的更多一些，尤其是中学，甚至小学也有。至于留学低龄化，我觉得不让人去留学是不行的，这个很难，成本也很高，大量的人出去没问题，出去人家培养有什么不好，关键是你要想办法把人吸引回来。

　　王辉耀：我觉得现在留学低龄化大家都说不好，我觉得不是这样，人家花钱帮你培养人才有什么不好，国内的应试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未必比人家培养的要好。

    郑永年：其实就是把他吸引回来就行，人家培养没有什么不好。

    刘煜炎：你谈到的确实是中国未来要解决的问题，我虽然不太懂经济和社会，我是做教育，原来做科研的，后来做学校了。现在正好是一个时机，把中国经济转型为智能型劳动作为我们今后的主战场，我们应该用人脑的创造性做我们经济的主体，中国这么多人，为什么不用这么多人去做创造性劳动，来提高我们人均的GDP，人均就要依靠知识、智慧、创造力武装了的人脑。
    智慧密集型产业主要是教育产业、创意文化产业、研发产业，还有一个是创业、创意创新，还有就是全球的管理服务，把中国变成一个管理中心。十年过后，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一以后怎么使人均成为世界第一，现在需要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靠政府送出去到国外留学，再回国工作是不够的，因为政府的钱很有限，去年有19万左右的学生出去，而政府资助的只有一万多，政府再增加也顶多两万人，而这十九万，哪怕回来20%，比政府出钱培养多的多，所以这个不但不能禁止，而且还要鼓励。鼓励中国留学成为一种风尚，到全世界拿优质资源回来自己用，并且要在西方那里工作三五年再挖回来才对，三年的基本上还没有成功，要挖三年之外。

    林永青：您刚才讲的我们现在正在做，我们在做一个服务业的，知识密集型的，我个人的观点跟您类似，我本身是研究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但是我不太鼓励中国发展这样的产业，过于自动化会带来大量的失业，更应该做知识密集型或者服务密集型，这个需要用人脑。
    另外我想问一下郑教授一个更具体一点的问题，比如说企业，你刚才谈到高薪养廉，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你没有说，你刚才用的词是好像东方的道德价值观，包括韩国，似乎比西方低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误解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关于人才道德水准的问题。

    郑永年：我说的意思是依靠道德是不可靠的，东方国家给政治人物工资比较低，我觉得道德约束不可靠，包括西方也是，光靠道德是不够的，并不是说中国比西方人低一点，而是说光靠道德约束自己不去腐败是不够的，必须有足够经济上的收入才可靠。像北欧国家，高福利国家，不需要那么多的钱，这也是制度不一样，像新加坡，高薪这个东西我觉得跟人才竞争有关系，不能光靠道德，这个没有多少意义，很难吸引到人才。

    林永青：您刚才谈到竞争，您认为新加坡最重要的改变是不是因为外面的压力，使得它改变。

    郑永年：对，外来压力，新加坡一直担心过几年还有没有自己的存在，怎么保证它存在，它的外来压力非常大，甚至大的不得了。他害怕没有人才，新加坡的银行就没有了，过几年就被其他国家的银行竞争垮了，外界的压力非常大。

    刘煜炎：新加坡经验借鉴过来有一个地方不好，它是小国家，它要不了多少人才就很厉害了，但中国需要的人才非常多，它需要很多的创造力，仅仅靠我们把学生送出去然后回国仍然是很不够的，所以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应该是改革我们的教育机制，让我们自己培养创新性人才。这些年实用型人才都没有，文凭型太过剩。

    郑永年：这个我很赞同，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培养，前些天李光耀提到，如果中国未来如果不能建立技术型的大学，中国的产业就不能升级，包括日本也是这样，日本其实创新不多，它就是把人家的技术拿来，附加值加上去，这就是工艺性、技术型的大学。像珠江三角洲，工作了三十年人还是农民工，这样就不好。

    刘煜炎：在大学比较大众化之后，是不是国家应该考虑只把前面的一百所锁定为研究型大学，其他都转型为职业性大学。

    潘晨光：现在不仅不分出来，人家本来叫职业院校，现在还吞并了。

    刘煜炎：我们老说中国缺乏职业性人才，缺乏钳工，因为以后是机器做加工，周济部长把高中升大学的比例，升技工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比例搞成一半一半了。我认为未来学技术的学生可能会找不到工作，因为英国从事加工业的劳工占10%都不到。

    潘晨光：这是极其大的倒退，刚才您讲的是研究型和教学类，教授也分为研究型类，中国现在是一个短板的现象，对职业性的、技能性的职业采取鄙视的态度。日本一个学者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的时候，说中国至少要建九千所大学才能跟日本说话，中国并不是大学过剩了，大学生过剩了，大学还很少，毛入学率只有23%，问题是中国常常不给人这个面子，日本念两年就叫短期大学，我们念三年都叫人家中专。所以大学是多了还是少了呢，我认为是少了。
    应该怎么办大学呢，我认为应该办美国日本那样的短期大学、社区大学，大学办到县里面去，往那儿发展，把全国的学生都集中到大城市，最后花了六万块钱，我怎么能回去呢？死活得在城里找工作，不然面子下不去，所以大学应该重新分布，把大学资源重新配置，中国第一所县级大学在张家口叫沙家大学，办了21年非常好，当地的人才需求解决了，照样考博士生、研究生，出国都可以。把大学集中到大城市、省城是不对的，成了大学城了，搞得太大了，教师上课去，江西财大一个大学三处，必须开车去，不开车根本来不及上课，多耽误时间，外国的学院，什么西点军校，巴黎行政学院，那不就是个学院吗，人家培养的人才怎么样呢，都非常棒。

    郑永年：一些欧洲的学者告诉我，他们来中国考察，问我中国那么多大学，那么多研究所，为什么大家都在做低层次的重复的研究。

    王文生：很高兴有机会跟郑教授交流，我在联合早报上经常看到你的文章，我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也是作为人才，国际人才被农科院第一个招进来的，但是给我的感觉，在中国的人才引进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决心也不可谓不强，但是它过于手段化，没有战略性。我就想问一下郑教授，新加坡怎么能够把一个吸引国际人才作为一个战略化的策略长期固定下来，而且多少年不变化。
    第二个问题呢，我在国外待了五六年了，我参加过一个会议，研究的主题是“关系”，会议开了一天，就研究“关系”在中国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当时我很震惊，新加坡怎么研究那么透，发表那么多论文，而且没有把“关系”翻译成英文，就是关系的汉语拼音。所以，我想问国际人才引进和本地人才的关系，新加坡是怎么处理的？

    郑永年：你这两个问题其实差不多，就是怎么留住人才，我觉得中国引进人才有个问题，就是有些单位是当完成政治任务来引进人才。我到浙江去，我们来的时候，校长轰轰烈烈欢迎我们，第二天就不认识了，他是作为一个任务，不是一个需要，是作为一个政绩，新加坡则根据需要，就是专业的需要。
    新加坡也很奇怪，包括新加坡的政府公务员，中国秀才的概念他们那边还有，就是李光耀奖学金，他们就叫秀才，就是以后要当大官。各个岗位的领导，他们是由民间团体在选拔，大学的教授，民间公司的老总啊，这个很奇怪的，政治尽量不干预。根据需要录用人才，因为人才进来以后不可能终身是人才，要不断给你压力，所以要引进新的人才跟旧的人才竞争。
    所以你说跟他们关系怎么相处，很多年了我也没有发现什么冲突，他就是充分信任你。欧洲来的人，他也喜欢新加坡，但是他生活个五年十年就回去了，华人会觉得新加坡是华人国家，吃的住的没什么问题，文化因素是非常大的因素，使得他一直留下来，更长时间。而西方的人，退休了之后就回去了。

    林永青：您刚才讲到需要，我个人感觉人才问题后面其实是个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我们讲人才其实是生产要素，中国是因为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对人才使用不合理，我们看到这个金融危机，并不是更好了，而是更糟了。大量的民营企业死掉了，资源越来越垄断，越来越集中，它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才了。
    我理解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产业结构上不需要那么多人才，今年610万的大学毕业生，初算五百多万找不到工作，所以根本问题都不是教育部如何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或者我们去说你作为一个应用型人才也是很光荣的，说这个都没用，关键是他去哪就业，我们现在的政府跟企业去抢钱，我知道广东福建他们都很多自己到外面去采购石油，可能成本更低，但是做不大，所以我理解是产业结构的问题，这是根本的问题。

    金玉丹：新加坡出去招这些人才的时候，真正吸引来的比例是多少，一百个人多少人答应来，来了以后多少人能够待到五年以后？
    第二个问题有点离题，我听您讲了以后我很惊讶，新加坡和中国大陆都觉得政府应该比别人强，这些基本概念在西方世界就不这么认为，不会去把出色的人才往政府里面挖，就留在商界，而且往往还是大国，所以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方式，比如说美国，它是用法律，用市场那个无形的手去发展社会，脱衣舞娘也可以竞选议员，它好像没那个优秀人才才能弄政治的理念，这种把好的人往政府里头挖，我清华毕业了之后，到政府里面喝了一年茶，看了一年的报纸就跑了，天天念官样文章我就念不下去，我就关心它把好的人吸引到政府以后，用什么方法把人放在那儿了。你说高薪，钱一定没别人拿的多，你说做事，官僚机构互相牵来扯去的，钱又少又做不成事，人怎么留在那儿。

 
    郑永年：刚才有一点我讲过了，李光耀认为后发的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人才很重要，政府是管理人才的机构，管理人才的人，所以要吸引人才，武大郎开店肯定不会吸引好的人才，所有政治人才很重要，政治人才要有眼光和魄力，如果政治人才不行的话他不会去吸引人才。如果你政治人才没有眼光，绝对不会有好人才，绝对不会吸引来好人才。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你刚才说的，西方民主，脱衣舞娘也可以去竞选，这是西方人的概念，中国人的概念不是这样，李光耀就说，我们要把把东方跟西方的结合起来，必须保证挑选出几个好的来，然后让老百姓选举，如果没有这个选拔制度，像西方的选举制度，不能保证选出来的是好的，如果两个苹果都是烂的，让老百姓选也没用，所以西方现在投票率越来越低都是这样的问题，反正两个人都一样，我干吗要去选啊。所以你必须保证这两个苹果都是好的。
    这是理念的问题，很难说哪个好哪个坏。你说的那个比例，也是有出有进的，但是它一直在吸收人才，来保证足够的人才需求。当然，政府做几年出来的人很多的。

    金玉丹：留下的有多少人？

    郑永年：还是留下很多人。

    潘晨光：因为待遇好。

    郑永年：新加坡为什么高薪养廉，因为人少，政府绝对不会像中国的官僚一样看报纸，没时间，他非常紧张，因为非常少的几个人，所以才能养得起。

    黄伟东：我看了很多您的文章，我们一方面是帮助华为等培养多元化的人才，一个是为跨国企业培养中国化的人才，中国现在已经非常国际化了，不断工业化，那您建议培养怎么样的思维方式更适合国际化。现在很多报告说，我国培养出来的人才，10%才适合在多元文化里工作，包括外企，这就证明说我们的制度培养出来的人不适合在多元文化工作。这样的情况下，您有什么建议？在思维方式上，从理念上，更好地帮助我们克服我们本身所有的几千年文化带来的某些我们一直说的，去糟粕，留精华。你说哪是糟粕，哪是精华，在国际化的情况下，怎么衡量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们企业会说效率和效益，老板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外国根本不要这样的人，一问这个问题，马上就说听领导的，他就不要这样的人。

    郑永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制度设计，以前毛泽东说，教育要跟工农相结合，中国的教育现在跟整个的生产完全脱节了，现在中国学生基本上四年下来，不知道怎么说话，怎么思维，中国学校就是四年下来还是学校，跟社会基本上脱节了。我觉得教育改革一定要跟劳动生产相结合。

    王辉耀：能今天的会讨论的非常充分，非常全面，郑教授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新的思考和启发，今天在座还有很多的专家，咱们的建言献策委员会经常会搞这样的活动，这次我们把有建设性的东西都整理出来了，跟有关部门报告，希望大家以后更多地参与我们的讨论，最后我想请我们欧美同学会的副秘书长许秘书长讲讲。

    许睢宁：非常感谢郑教授，感谢各位来宾来参加讨论，郑教授今天就新加坡的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我们过去也听说新加坡在人才战略上有很多独到之处，从中国大陆、香港都吸引了很多的人才，通过今天郑教授的讲座，通过各位的讨论，使我们对新加坡的人才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咱们如何吸引新加坡人才方面的做法，来改进我们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一些具体的措施都很有帮助。刚才咱们潘局长也提到，中央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人才问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要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利用人才，做了很多的部署，特别是去年以来，中央实施千人计划，三到五年之外吸引一千个高层次人才，这都是很重要的举措，虽然咱们国内在这个人才的问题上有一些不足，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成效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在座的各位，正在被吸引回来为国家做贡献，
    欧美同学会是一个历史悠久，也是规模最大的，影响也比较广泛的留学人员组织，成立于1913年，到2013年就一百年了。欧美同学会的工作实际上是人才工作，我们是一个由归国留学人员组成的团体，中央也非常重视，中央实施千人计划也是把我们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单位，通过欧美同学会报送材料，登录我们的网站举荐自己，希望进入中央千人计划的人也很多。我也希望郑教授将来有机会对我们欧美同学会如何更好地做好人才工作，给我们提出一些指导性建议，也希望各位来宾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欧美同学会，在人才问题上，在其他问题上跟我们合作，谢谢大家！

     王辉耀：感谢郑教授，也感谢各位今天下午的参与，我们今后可以再更多的交流，谢谢大家！

      (注：全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核对)

  其他参会人员：

    潘晨光  中国社科院人事教育局副局长
    陶庆华  北京侨联副主席，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副主任
    许睢宁  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
    林永青  价值中国网CEO
    金玉丹  赛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合伙人
    李罗莎  商务部原调查局副局长，中国WTO研究会副秘书长
    刘煜炎  北京王府学校执行校长
    魏小军  加拿大麦科文商学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王文生  北京市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程  希  中国华人华侨研究所研究员
    黄伟东  磊石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裁
    张婷婷：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处
    单春艳：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